Page 59 - 《社会》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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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具有独立自由精神气质的青年革命者的重要历史场域。
实际上，所谓的反对支部局斗争只是发生在旅苏中国留学生中诸
多冲突中的一次。在此之前的 １９２６ 年，中国留学生中也曾发生了有关
旅莫支部工作方式以及领导权限的大辩论，那次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
在于很多中国学生不满于旅莫支部限制并且反对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
和俄语的做法：
旅莫支部限制和反对理论学习和俄语，引起党员群众和
多数同学的强烈反对（孙耀文， １９９６ ： ８２ ）。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到：
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
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
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
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
学有俄文好 的，理 论 好 的，经 验 好 的，我 们 从 他 们 学 习 就 够
了”。（郑超麟， ２００３ ： １９３ ）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宣布解散中共
旅莫支部（孙 耀 文， １９９６ ），学 校 虽 不 组 织 但 却 开 始 鼓 励 学 生 学 习 俄
文，然而 １９２７ 年夏天再次爆发了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所谓“党务派”与
“教务派”的争论， １６ 留 苏 的 中 国学生 围绕 诸多 问题进 行了一 次 又一

次的争论，这些争论 后 来 发展 成为 严重的 政治 斗争。如果只 是围绕
是否限制中国学生进行理论及俄语学习的话，那么，也不至于会在旅
莫支部解散之后再次出现这样的冲突，甚至愈演愈烈？实际上，除了
对待理论教育的态度上的分歧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当时以王观澜、

１６．１９２７ 年 ５ 月到 ７ 月间，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内部关于
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在争论中时任莫斯科中大校长的拉狄克卸任下
台，而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的中国青年革命者则展开了一场校内的教务派与党务派的争论。
当时“教务派”的代表人物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攻击党务派为“旅莫支部”残余，而党务派
则给教务派扣上了“江浙同乡会”的帽子。在这场斗争中，张闻天、沈泽民和王稼祥等支持党
务派；而随着米夫成为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也在斗争中站在了支持党务派一边而攻击教务
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孙耀文， １９９６ ）。另一份回忆录材料也这样写
道：“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中山大学（当时已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发生了内部斗争，形
成了‘当权派’（王明、王稼祥、张闻天）、原‘江浙同乡会’派等好几个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马员生， １９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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