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社会》2016年第4期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没过多久，王观澜的政治处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１９３２ 年夏秋
之际，王观澜被认定有“托派嫌疑”，当时的苏区中央局甚至有人主张开
除其党籍。王观澜由此开始受到隔离审查，其《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
也被撤销：
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消息为借
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
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
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朱杰、高军， １９８４ ：
２９８ ）
王观澜自己的回忆则讲述得更为详细：
我主编《红色中华》报，因为登了一个国民党大搞飞机捐
款的消息，题为榨取工农血汗，轰炸工农，他们硬说是吓唬了
群众，凭空抓我的辫子，强行在支部会上斗争，由于我据理力
争，一哄而开除我的党籍。因为有许多地方支部和土地部支
部不同意，上书中央，还将我隔离审查。（王观澜， １９９４犫 ： ２９０ ）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王观澜缘何被攻击为“托派”？换
言之，王观澜在查田运动发轫之初究竟面对着怎样的政治情势？ １９３２
年夏天，博古、张闻天等人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他们对苏
区中央局工作的不满日益加深， ７ 这直接冲击了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
区的领导权。在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当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并且与
苏区中央局合并成为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之后，双方的矛盾愈发凸现出
来。 ８
在临时中央强势入主苏区中央局的的大背景下，尽管当时的王观
澜还并不属于“毛泽东的支持者”这一“派系”，但是只要我们对其前期
经历稍加考察就会发现，王观澜在留苏期间，和后来成为中央苏区实际
领导者的博古、张闻天等人产生过直接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 １９２９

７． 临时中央对于苏区中央局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远在 １９３１ 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就已经浮
现出来。在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王明、古博等主政的临时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
委的指示信》，信中严厉批评中央苏区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要求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
军总前委改正这些严重错误（中央档案馆， １９９１ ： ３５５－３７５ ）。
８． 在 １９３２ 年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领导权，回到后方休养，没过
多久，新合并的苏区中央局就在中央苏区开始了对所谓“纯粹防御路线”（主要是邓小平、毛泽
覃、谢维俊、古柏）等人的批判，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支持力量（孟庆延， ２０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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