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6年第4期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使我们感到失望。他时常来给我们
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但显然他只是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
机，根本不能完整地把听来的东西传给我们，甚至他自己都不
甚了了，以至听者如果不懂而向他发问时，他多半只好支吾以
对，有时更坏的，还会摆点架子，怪 你多 问。（王凡 西， １９８０ ：
１１ ）
我们当然可以从米夫本人的性格特点、授课水平乃至其本人的理
论素养层面来理解上述引文中涉及的体现在学生心中的这种不满情
绪。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前述引文中王观澜所提及的留苏期间的课程
“学了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一评价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
长期存留于旅苏中国学生中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抱着实用主义取向的
青年学生，热切盼望着以苏俄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
题；另一方面，当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对理论的期盼落空时，并不会对他
们学到的苏联权威理论进行反思与质疑，而是将原因归结到授课方式
与授课人的身上。其中的吊诡之处便在于，这样一群青年学生，对理论
诉求和深信是源于他们的实用主义取向，而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
的实用主义倾向所产生的这种坚信，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
时，会放弃对所谓权威观点的质疑，也就失去了真正深入理解、学习与
检讨理论的可能性。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是如何
在“算阶级”的查田实践中发生作用的。

五、计划管理：临海小城中的农村干部

从本质上讲，以生产和经济要素为核心的量化阶级标准的推行，实
际上是将产生于苏联社会经济土壤上的阶级概念稍加改造，进而实际
应用于中国乡村社会之中的实践。但是当这些阶级成分概念具体付诸
实践，并以此将处于具体社会历史中的农民重新分类的时候，理论与实
践之间以及概念与实在之间产生不适、紧张乃至矛盾，也就成为了摆在
政策执行者面前的难题。以王观澜为代表的革命者并不了解这种阶级
分析概念本身的源流与产生背景，也未曾反思这些阶级成分及其具体
标准在理论上是否存在问题及其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张力。更
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在实践中，他们一方面严格按照具有客观标准的
阶级成分概念对查田运动进行指导与纠错，另一方面，也如前文中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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