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16年第4期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生产制度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王观澜在苏区时期制定的《组
织犁牛站办法》一文，就更能进一步地理解他作为“计划管理干部”的工
作风格与精神气质：
五、犁牛站所有耕牛农具归全体站员公有。每个站员都
有借犁牛站的耕牛农具之权，但各人所借期限和数量多少一
定要分配均匀。六、每个借犁牛站的耕牛农具的站员，一定要
出租当租钱，为供给耕牛食料和修理农具以及津贴管理者相
当经费的用处。（王观澜 １９９４犱 ： １１－１２ ）
纵观王观澜本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不妨可以说在他真正进
入苏区工作之前，对于实际的农业生产耕作和农村生活并不完全了解，
也缺少实际体验。
王观澜家中“无田无地无房屋”，其父以手工刻字为生活主要来源，
有时兼营中医为辅；母亲则主要依靠做针黹或替别人缝纫洗涤而补充
家计不足。在王观澜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农业生产和农
事耕作，也就是说，王观澜实际上是一个出身于小城镇的、既缺少直接
的农业生产经验又没有什么农村生活体验，在上学之前主要依靠“作小
摊贩度日”（王观澜， １９９４犪 ： １２７ ）的人。
由此可知，其拮据的家庭环境使他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以及节俭度
日的必要性，也使他养成了稽算的习惯和细致严谨的性格，从而为他日
后成为计划管理型干部准备了气质上的条件。总之，王观澜在后来具
体的革命实践中，常常用自己所擅长的计划管理的方式，思考诸如通过
组织犁牛社来解决耕畜数量有限的问题等。但是问题在于，上述引文
中所提到的譬如关于耕牛使用的“分配均匀”在现实的农业生产中却很
难实现———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时令与节气，一年之中只有短短几天
时间是农业生产中必须使用耕畜进行劳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
可能确定各家使用耕畜的期限以及借用耕牛的先后顺序呢？
无论是从王观澜的个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还是从他对于犁牛站
组织办法的设定，抑或是他对于春耕工作的计划，都表明他对于实际的
农业生产耕作和农村生活并不完全了解。那么，他又是如何将原来停留
在理论与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概念，以可控制、可测量的客观标准的
方式落实到土地革命之中去的呢？这便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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