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而中共在初兴时期面临着工人阶级人少力寡
与领导阶层知识分子化的困境，在壮大起来后又面临着革命队伍里工
人阶级依旧势单力薄与农民阶级呈汪洋大海之势的困境。无论是被归
于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阶级，在经典的革命理论中都
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彻底性有相当落差的阶级（马克思，
２００１ ）。这使中共在早期一直背负着阶级出身的焦虑。在共产国际的
主导下，中共“六大”前后把大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归咎于阶级成分问
题，并刻意强化了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结果，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反
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这个问题直到延安时期才终于找到了
解决之道：“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东
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
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
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１９９１ ： ４０９ ）。因此，
正是在中共革命队伍里由农民占据主体、知识分子占据高层的状况决
定了中共与苏共的一个鲜明差别，即对思想改造的强调。“我们党的建
设中最主要 的 问 题，首 先 就 是 思 想 建 设 问 题，就 是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
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
加以克服的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 １９９１ ： ４１１ ）。
第三个问题是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张力。反帝与反封建之
间虽然具有同一性，但又会在具体的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对革命性质
的判断上产生相当的矛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盛行的是阶级史
观，试图用这种史观来解释革命的双重性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又出
现了民族革命史观，试图用民族主义话语来统领革命的双重性质。实
际上，这两种史观都各有片面性，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
化成了一种理念的图解。杨奎松（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严谨扎实的系列研究著
作，已经充分揭示了中共革命中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之间极
其复杂的张力，此不赘述。
我们需要把以上三个问题统合起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政治路线
的复杂性。对这种复杂性的研究可以尝试从追寻中共革命各个时期
（尤其是发生政治争辩的时期）重要的政治术语或流行语的源头和内涵
开始。如果这些术语或流行语是对外来理论的翻译，就须考察这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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