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资本主义前途。正因为这种特殊性，新民主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就隐藏
着内在的张力。什么时候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往资本主义方向推动，
什么时候又将其往非资本主义方向甚或社会主义方向推动？这“很大
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的是从现实
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对于毛泽东等人
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
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
法，明显不如列宁关于共产党完全可以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再
来创造社 会 主 义 的 经 济 前 提 的 说 法，更 让 他 们 印 象 深 刻”（杨 奎 松，
２０１１ ： ２８６ 、 ３１４ ）。这种对列宁思想选择性的接受，也与毛泽东早年在某
种程度上所受到的民粹主义影响不无关联（参见迈斯纳， ２００４ ）。正因
为力量对比的转化和对列宁思想选择性的接受，我们也才能理解新民
主主义思想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中途放弃。
另一个方面是阶级斗争概念所具有的政治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内
涵。中共的阶级斗争概念在战争年代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夺取政权的政
治内涵，但这往往使人忽略了阶级斗争概念所具有的更为重要的伦理
内涵。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手段，通过阶级斗争谋求社会平等，塑造社
会主义“新人”和“新世界”，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也正因为此，列奥·
斯特劳斯（ ２００２ ： ２２８ 、 ２３１ ）才批评施米特那种将划分敌友界定为政治概
念的做法是肯定了政治而否定了道德，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社会“非政
治化”的问题，究其实，“对政治的肯定最终无非是对道德的肯定”。从
西方现代性伦理来说，共产党人企图通过阶级斗争所提出的平等问题
与自由主义关切的自由问题构成了张力。从中国近代社会来说，从太
平天国运动到科举制废除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带来了社会夷平的局
面（孔飞力， １９９０ ），传统中国的德治秩序和双轨政治格局被破坏，需要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伦理秩序。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
已经赋予了自己通过阶级斗争再造“新德治”（应星， ２００９ ）秩序的使命，
只是这一使命后来被紧张的政治、军事斗争所遮蔽，直到延安整风时才
开始展露出来，并在 １９４９ 年后得以全面铺开。
第二个问题是中共革命的阶级属性与革命主体之间的张力。无论
是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还是在苏俄的阶级革命实践中，共产党都是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其他革命组织和群众的，无产阶级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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