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首先是“个人服从组织”的问题。毛泽东（ １９９１犫 ： １００５ ）曾有过一句
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
了”。刘少奇更有过详细的说明：“有些同志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这
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
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
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
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中央文献研究室， １９９１ ：
４６６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描绘的党员忘记五湖四海的
出身，摈弃种种私心杂念，破除种种算计攀比，完全融入革命组织的状
态，只是革命组织的理想状态。在中共几十年艰难曲折的革命过程中，
在个人与组织的现实关系中，出身、亲缘、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真的不
会发生作用吗？能力、资历、地位、文化、山头及历史因素与党所要求的
组织服从到底是什么关系？党员的身份群体、资历、资源是如何与党的
组织制度及组织原则融合或碰撞的？毛泽东 １９４５ 年在“七大”中央委
员会的选举上曾说过：“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
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
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
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毛泽东， １９９６ ： ３６１ ）。正是基于这种革命的现
实主义，即使是在中共经历了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在“七大”的选举关
口上仍坦承：“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
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
更有利益。”在他看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
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毛泽东， １９９６ ： ３６３－３６４ ）。那么，诸如外地干部与
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与工
农干部之间以及各个山头之间，这样一些在组织关系上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是如何具体展开的？遭遇过什么样的困难？又是
如何去面对和解决的？对中共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复杂影响？
其次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四个服从”被视为党内秩序的标
志。然而，在“四个服从”中，“少数服从多数”与其他三个服从之间却存
在着某种张力，这正是民主与集中之间张力的一个体现。有学者认为，
“ 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而其他几个“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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