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最后是全党服从中央的问题。个人服从组织是“四个服从”的逻辑
起点，是要在党内消除这种服从关系的人格化特征，建立起权力支配关
系的组织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支配指向与韦伯（ ２０１０犪 ： ３２４ ）所
说的官僚制中的法理型支配有某些相似之处：“组织的成员在服从权威
人物时不应服从权威个人，而是服从非人格的秩序”。而全党服从集体
领导的中央则是“四个服从”的逻辑终点，是这种准法理型权威的最终
完成形式。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而“个人决定重大问
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邓小平， １９９４ ： ２２９ ）。但
是，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
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是根据
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会议中所讨
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文献研究室， ２０１３ ： ４３０ ）。这种
不加限制地赋予党中央主席最后决定权的做法，是否为法理性权威转
化为人格化服从、滋生个人专断乃至个人崇拜留下了口子？
这些都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需要结合党史尤其是中共组织史 ６
展开细致的研究。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当然是从第一手史料即历史文献
出发，但阅读这些历史文献往往充满了重重迷障。我们只有通过对组
织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组织内部运作的深入研究，才能穿越这些迷
障，回到历史现场，将模糊的形象鲜活化，将抽象的义理具象化，读出历
史文献背后的身份群体、历史烙印与人物纠葛，读出制度变迁背后的真
实蕴涵。从历史上看，中共组织路线的形成有几个重要的路口：中共旅
莫斯科东方大学支部的派别斗争，陈独秀所谓“托派”问题的组织处理，
顺直省委事件和江苏省委事件，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而从
组织路线担纲者的源流上看，至少有四个重要的源流：留苏派，周恩来，
毛泽东与刘少奇。这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源流的配置，构成了关于中共
组织路线的谱系学的主线。
我们还不能把研究焦点仅仅停留在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上，而是
要带着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性地进入地方史研究，将政治史与社会史

６． 从 １９８６ 年到 ２０００ 年，中共中央和各级地方党组织编写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组织史
资料共 ３０６５ 部， １５ 亿字。从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０７ 年，中央军委组织编写了军队各级组织史资料
共 ４３ 卷 ２５０ 册， ２ 亿字。这些已经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资料为中共组织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
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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