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同的时段为基础所区分出的三类历史：结构史，与之相连的是对变化极
其缓慢的地理、社会和心态结构的长时段研究；局势史，与之相连的是
对几十年内的经济和人口周期的中时段研究；事件史，与之相连的是对
突发政治事件的短时段研究。但是，布罗代尔的史学完全抹掉了事件
的重要性，将分析焦点集中在中、长时段尤其是长时段上。而事件社会
学则要把事件重新放进来———人的行动在事件中可以重新塑造预先存
在的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事件也因此结合在一个多重的起因世界
中。福柯虽然从不使用“事件社会学”这样的说法，但他所说的谱系学
方法与事件社会学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在他看来，谱系学必须仔细收
集各种原始资料，对事件的反复出现和断裂保持敏感，“力求关注那些
伴随着每个开端的诸多细节和偶然事件”，“能够认出历史的诸多事件，
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描述诸
多力量相互发动的斗争或针对不利环境而发动的斗争，描绘那些企图
通过分化这些力量、使之互相争斗而避免退化并重新获得力量的努力”
（ 福柯， ２００１ ： １１９－１２１ ）。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划分的类型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许多史家都难
以用某种类型来限定。比如，蒂利虽然一般被认为是“目的论的时间
性”的代表人物，但他早年的著作《旺代》却带有事件社会学的风格。而
斯考切波尽管被认为是“实验性的时间性”的代表人物，但她在《国家与
社会革命》中对多重起因叙事的阐发却是对事件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
献（塞威尔， ２００１ ： ３０－３１ ）。尽管上述三种分析策略存在交汇融通之
处，但它们在方法论的旨趣上还是具有根本差异的。这种差异实际上
是社会学中实证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的表现形式。这些方法和分
析策略本身并无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问题的重要性和方法的恰切性
才是决定研究水平的关键因素。正因为此，我们才应该意识到，事件社
会学本身不仅是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它在中国社
会学的研究中还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应星，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６犫 ）。我们今后
会更多地采用事件社会学的路数来展开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二）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差异
林·亨特在评述蒂利的历史社会学时曾指出，蒂利的写作拥有社
会学和历史学的双重读者，而这些双重读者之间是存在着张力的，《旺
代》的结构和语言与《从动员到革命》几乎完全不在同一个学术世界（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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