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社会》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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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２００７ ： ２８１－２８３ ）。坚持事件社会学方法的学者，既会遭遇来自社会
学界的质疑，也会遭遇来自历史学界的质疑。如果说上面对历史社会
学三种分析策略的比较是要在社会学界为事件社会学正名的话，那么，
我们在下文就要对来自史学界的可能的质疑略作澄清。由于目前在中
国革命的研究中实证史学是最主流的风格，所以我们此处的讨论对象
也就限于实证史学。
史学同行可能最大的疑惑在于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在方法上的
混同。的确，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在一些分析与叙事方法的运用上
是相通的（比如，对事件的关注，对过程的执着，对细节的迷恋），在收集
和整理材料的方法上与史家的工作也相当接近。但是，事件社会学与
实证史学在中国革命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三点基本的差异。
首先，选择研究什么问题具有社会理论的意涵，而不是由实证史学
的求真本能所决定的。比如，史学同行可能疑惑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细
致地去研究江西万安暴动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无足轻重的事件
（应星、李夏， ２０１４ ），显然，我们的研究旨趣不是要去填补地方革命史的
空白，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万安暴动的意义被低估了，所以要为万安暴
动在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性的排序上重新给予正名。万安暴动其实只是
一个小事件，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小事件。它与我们所关心的中共早期
组织路线之间不是同心圆模式，也不是缩微模式，它并不具有社会统计
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它的重要性在于对于中共早期组织路线来说具有
象征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苏区革命史的大事件———诸如古田会议、富田
事变等具有隐喻（ 犿犲狋犪 狆 犺狅狉 ）的意义。要理解富田事变那样的宏大事件
的谜团，仅仅只靠档案馆的秘档和当事人的回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
从一些看似与事件无甚直接关联的远源去深入理解那些复杂的行动者
和关系构型。这正如我曾经研究过的大河移民上访，其对中国政治和
中国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小事件，但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
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
排除，而是在那些偶然的“爆炸”和“入侵”中，在所谓的“隐喻”中被揭示
出来。我的叙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
律，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
的形象和事件，而是要展现行动与制度、人物与结构之间复杂的、“适合
的”因果关系（应星， ２００１ ： ３４０ ）。我并不焦虑大河是否能作为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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