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政治的代表，我只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大河的故事增进对中国政治的某
些领悟。当然，万安案例远不具备大河案例那样的厚度。但这只是我
们研究的开始，而选择对象的思路是相通的。正如塞威尔（ ２００１ ： ３５ ）对
一部事件社会学的杰作所作的如下点评：作者“对事件性的时间性的包
纳不意味着他为叙事史放弃了社会学。他是被他的社会学方法的严谨
逻辑驱使去作事件分析的。他还详细指明了时间、个人、选择和偶变性
这些东西产生作用所受到的结构制约。虽然他在这个案例中作的是事
件分析而非穷本溯源式的说明，但他与其说是排除了穷本溯源的因素，
不如说是指明了它们生效的方式”。具体地说，我们的研究要以中国共
产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为观察节点，尤其是以民主集中制
和群众路线为重点，以对当时意识形态话语及实践的考察为中介，结合
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分析，考察社会区域因素如何影响了特定制度的
形成，同时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又是如何肯定和解释这些地方因素，或
者如何排斥或改造这些地方因素。具体的事件分析对象就是在这种
中、长时段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背景下被选择和处理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现在经常性地要去处理地方革命史和地方社会
史的材料，但我们却并不是为地方史而做地方史，而是带着总体史的关
怀有选择地进入地方史。
其次，社会理论的意蕴不仅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故事上，更体现在
如何来“讲”故事上。讲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精彩，而是要
靠研究者“讲”出来的。“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或事实的罗
列，而是需要不断在社会理论与史料之间往返（应星， ２０１６犫 ）。讲什么
不讲什么，详讲什么略讲什么，如何建立史实之间的关联，这其实都是
米尔斯（ ２００１ ）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展现，是作者的理论关怀之所
系。正所谓“功夫在诗外”。比如，我们在中共组织史的几个研究中都
刻意使用了比较方法。在对万安的案例研究中，是把万安领导人曾天
宇与张世熙对比起来研究的；在对江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网络的研究
中，是把南昌第二中学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进行对照的；在江西苏区早
期武装与地方干部的研究中，详细对比了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而
在对红四军领导机构的研究中，是把红五军的领导机构作为红四军的
一个比照背景，同时详细研究了红四军的领导机构在三个历史时期所
面临的不同的主要矛盾（应星、李夏， ２０１４ ；应星， ２０１５犪 ， ２０１５犫 ， ２０１６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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