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都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决定的、派生的（王贵秀， １９９５ ）。但这
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论逻辑。历史的逻辑比这种理论逻辑要复杂得多。
因为，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既可能引出其他三个原则，也可能引出
在中共“六大”后曾遭到过严厉批评的“极端民主化”倾向。 １９２９ 年周
恩来代表中央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江苏省委问题以及红四军内部争议
问题，其坚持的一 个 基 本 原 则 就是反 对“极 端民主 化”（参见金 冲及，
１９８８ ）。那么，党内民主与“极端民主化”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当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与下级服从上级等其他原则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
再次是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这里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层级问题。在党的组织层级关系十分清晰的情况下，这
个原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中共早期历史中，许多组织层级之间的关
系是非常模糊的。比如，在“八七会议”后各地为武装暴动成立的军事
组织的职位与职权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其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隶属关
系缺乏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进行整合的呢？
第二个方面是适用对象问题。自古田会议以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维
度在中共军队就比在地方党组织强得多。中央在 １９２９ 年 ９ 月给红四
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
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
军纪之巩固”（中央档案馆， １９９１犫 ： ４８４ ）。刘少奇后来在延安时期一方
面谈到在民主生活上“军队里面的党和地方的党应该在原则上没有区
别”，另一方面又强调党内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军队实行的是首长
制，切不可把这两种制度混淆起来（中央文献研究室， １９９１ ： ３８５－３８６ ）。
那么，军队与地方在民主和集中上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军队民主化的
伸缩度到底在什么地方？第 三个方 面是 灵活 性问题。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与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
的决定》先后颁布以来，中央一方面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系，另一
方面，中央也承认“各 系 统 上 下级 隶属 关系 更加灵 活”（中央档 案馆，
１９９１犮 ；中央档案馆， １９９１犱 ： ４２７ ）。那么，上下级之间在领导的统一性和
执行的灵活性 上 的 适 度 关 系到 底 是 什 么？它 与 邓 小 平 （ １９９４ ： ２２６－
２２７ ）后来在修改“八大”党章时所批评的上下级关系的“过度集中”倾向
或“分散主义”倾向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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