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兰克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托克维尔
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布克哈特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即使在
作为中国现代史学标杆的陈寅恪这里，他所谓“同情式的理解”的方法
论也与赫尔德、狄尔泰、韦伯这些反实证主义思想有着复杂的关联，而
大大有别于兰克的史料学派（陈怀宇， ２０１３ ）。这至少提醒我们，实证并
非史学不证自明、无可质疑的前提，实证自有其限制乃至危险。我们当
然应该拒绝碎片化的、生涩奥僻甚至不知所云的后现代史学，但在坚持
实证史学立场的时候还需要带入更多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想象力。
（三）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把革命带回来”
如前所述，在中国社会学领域，面临着重新奠定研究基石和研究格
局的大任，“把革命带回来”是完成这一大任的重要一环。而在中国革
命研究领域，则面临着种种困境。社会学以她兼具的人文关怀与实证
品格，以她奠基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望给革命研
究带来一种新的冲击力。这种新的革命史研究既不是要做“纪念碑式”
的史学，也不是要做“好古的”史学，而是“必须有力量而且时时运用批
判的方法，去打碎、去溶解过去”（尼采， １９９８ ： ２１ ）。
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问题意识、分析框
架和研究方法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才能逐渐清晰和成熟起来。
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谈点粗浅体会。

二、革命的社会学研究：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对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探源以及对 １８ 、 １９ 世纪革命的
反思激发了经典时代的社会学主要思潮。那么，我们在探索中国共产
主义文明的兴起和中国革命的演化时，也可以从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
那里获得重要启发。仅以韦伯为例。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从世
界各大宗教所代表的诸文明及其伦理的比较出发（尤其是在《中间考
察》一文中考察了诸宗教伦理及其生活秩序的相互冲突性），考察了现
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因素，尤其是新教徒的精神气质（ 犲狋犺狅狊 ）与资本
主义兴起的关联；而《经济与社会》则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史出发，
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结构，尤其是官僚制在资本主义文明
中的核心地位（参见韦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犪 ）。这种研究思路启发我们去研
究一种文明在革命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

· １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