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去摆平上访的，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这些官员表面的想法是
要尽力维稳，防止“出事”，产生这种想法的表面机制是所谓的“压力型
体制”。但在国家摆平术及其德性话语背后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却很
难从该书中看出来。而从我所研究的上访农民来说，我的基本结论是，
农民和国家不是简单对立的，农民上访和国家治理其实是同一种政治
思维使然，遵循着同样的政治文化。这些底层的普通农民，既没有理论
修养，也缺乏政治经验，为什么他们对权力的态度、对人事的处理、对局
势的理解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竟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认
为在这背后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熏染的话，那么，这种政治文化的源头到
底是从哪里发端出来的？又是如何沿革流变，如何加载在人心中的？
民国有学者称：“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也。
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刘咸?， ２００７ ： ２２２ ）。但我们
今天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对政事是不甚了了，对风俗至多是知其表而不
知其里、知其流而不知其源，对人才则是不得其要、不明就里。我们的
焦点总是放在权力、技术之间的较量，但在这种较量背后人的因素、政
治文化的因素却被遮蔽了，因此也就无从理解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气
质、这种组织形态是如何铸就出来的，而这些问题都直指中国共产主义
文明的核心。
今天，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了，其间虽然取得
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传统，但仍存在严重
的缺陷。我们今天的研究越来越规范化，却也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看
似精巧，实则越来越小家子气。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目前的研究格局与
我们身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空间是远远不相称的。 １９ 世
纪末 ２０ 世纪初围绕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及演化，围绕霍布斯鲍姆所谓
“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催生了一大批堪称不朽
的社会学作品。而今天围绕共产主义文明的渊源及流变，理应诞生出
黄钟大吕般的社会学作品（孙立平， ２００２ ；郭于华， ２０１５ ）。这也许就需
要对中国社会学来一次重新的奠基，需要大大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需要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研究格局。就其本性来说，社会学不过是关于
现在的历史学，历史学则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因此，在这次重新奠基
中，历史研究是重新焕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关键引擎。这个
引擎的三个部件是：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明（参见周飞舟， ２０１５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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