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权力技术或组织技术层面。在单位制受到巨大冲击的今天，即使是对
那些已经走出国门或身在体制外的人来说，我们也时常可以看见中国
人寻找组织的某种惯性冲动乃至本能。那么，这种强劲的冲动或本能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路风（ ２００３ ）对单位体制有一个从延安时期到新
中国成立时期的历史研究，但那种十分粗疏的历史研究依然是在治理
术层面进行的，而没有触及单位人的气质或心态层面。从历史的广度
来说，我们需要至少从中共开始独立掌握军队和政权的苏维埃时期开
始，追溯这种政治文化的渊源及其对人的塑造。而从历史的深度来说，
我们需要突破社会学惯常的机制研究、底层研究、潜规则研究，把制度
本身的设计与实际运作、高层与底层、规则与潜规则结合在一起，把福
柯（ ２００８ ）意义上的治理术与主权、纪律这权力三角的研究真正地结合
在一起，才能更透彻地理解组织人、单位人和“新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塑
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西方传统的张
力中，从制度层面到气质层面，从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时期，展开细
致深入的研究，才可能把华尔德（ １９９６ ）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
义”真正提升到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第三个例子是 ２０ 世纪中国乡村口述史研究的局限。这个研究规
划是孙立平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提出来的，也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
来最具历史感、与革命研究最具亲合性的研究方向，其研究特色鲜明、
影响巨大（参见孙立平， ２０１３ ；郭于华， ２０１３ ）。但是，这个路数的研究也
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受限于口述史的资料形式，这些旨在理解中
国共产主义文明渊源及其形态的研究将 １９４９ 年开展的土改界定为研
究起点。然而，这种文明的起点远不是从 １９４９ 年开始的。其次，同样
受限于口述史资料的特点，这些研究主要着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的权力
机制，开拓中国社会的底层研究。从底层构建历史当然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学术努力，但底层口述史仍有其内在的残缺性。我所著的《大河移
民上访的故事》（应星， ２００１ ）虽然不是严格的口述史研究作品，但我作
为口述史研究团体的成员，该书也是在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氛围下出
来的作品，所以我不妨在这里作一个自我反思。如前所述，理想的制度
研究不仅要呈现制度是怎么做的，还要呈现制度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
么会去这么想。我在研究上访现象时，既研究了上访者，又注意到了治
理上访的这些官员。但从我的书中更多看到的是这些官员到底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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