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思考现代中国形成的思想变局（参见渠敬东， ２０１５ ），以及重新思考中国
共产主义文明的源流。
（二）既有革命研究的困境
尽管中国社会学领域很少处理中国革命的主题，但来自中共党史
领域、中国现代史领域和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这一主题有着丰
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
参与其间。本节仅对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作一反思，而对史学以外研
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放在本文后半部分略加讨论。
１． 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
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是一个被海内外学界较早意识到
的问题。 １ 早期的革命史研究基本上都偏重宏观政治史。在海外，自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范力沛为代表的“斯坦福学派”倡导根据地研究以来
（范力沛， １９８５ ；陈耀煌， ２０１０ ）；在大陆，自从 ９０ 年代初张静如等人倡导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以来（张静如， １９９１ ），微观社会史的方法
得到了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今天看来仍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一极滑向另一极，缺乏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
史勾连起来的意识与方法。微观社会史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中的运用远
早于在中国革命史中的运用，因此，在史学界已被热烈讨论过的“碎片
化”问题（参见杨念群， ２００４ ；赵世瑜， ２００５ ） ２ 在革命史研究中尚缺乏充
分的自觉。倒是海外中国研究的老一代学者面对今天成为时尚的地方
化、细碎化、文化取向的研究一直忧心忡忡，不断在呼吁“把革命重新带
回来”（参见裴宜理， ２００６ ；周锡瑞， ２０００ ）。
第二个问题是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与革命史研究之间未能很好地实
现对接。这主要是因为党史学人与近现代史学人由于学科的人为分割
而存在较深的隔阂。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厦门大学傅衣凌开创的社会经
济史传统与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传统在对闽粤赣地域社会的研究中
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他们却极少关注在同一个地区发生的苏维埃运

１．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宏观史与微观史的割裂，政治史（党史）与社
会史的隔断。关于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此处不详论，权且笼统称之。
２．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组织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的笔谈
中多处谈到“碎片化”问题；《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和第 ５ 期更是专门组织了两期关于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的笔谈，可见史学界近年对此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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