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社会》2016年第4期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一生与历史、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的结缘。 １９７８ 年《从动员到革命》
一书的出版奠定了他从历史社会学视野研究革命的经典地位。尽管
蒂利平生兴趣广泛、著述丰硕，但他的这些著述始终贯穿着两种相互关
联的努力：把国家结构重新纳入集体行动的分析中，打通革命研究与社
会运动 研 究 之 间 的 界 限。 他 晚 年 提 出 的 “抗 争 政 治 ”（ 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狅狌狊
狆 狅犾犻狋犻犮狊 ）概念正是后一种努力的结果（ 犜犻犾犾 狔１９６４ ， １９７８ ；蒂利等， ２０１０ ）。
，
摩尔的另一个著名学生是西达·斯考切波（ 犜．犛犽狅犮 狆 狅犾 ，中文名也译“斯
考克波”）。斯考切波是比蒂利年轻一代的人，但她同样师从摩尔。她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举成名，一方面掀起了在
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把国家带回来”（ 犫狉犻狀 犵狋犺犲狊狋犪狋犲犫犪犮犽犻狀 ）的
国家回归学派高潮，另一方面以其“社会革命”（ 狊狅犮犻犪犾狉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狊 ）的概
念提出了革命研究的新范式，将托克维尔、马克思与韦伯分别奠定的革
命研究传统带到一个新的平台去对话（斯考切波， ２００７ ）。 １９８３ 年，美
国社会学协会成立了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斯考切波（ ２００８ ）主编的《历
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以及埃文斯等（ ２００９ ）主编的《找回国家》于 ８０
年代中期也相继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国家、
革命与历史研究开始回归为西方社会学新的研究主流。
几乎在革命主题回归西方社会学主流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也开始起步。无论是在摩尔的著作中，还是在斯考切波的著作中，中国
革命都被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中国革命的主题却很少在中国
社会学界得到正面呈现。革命研究之所以在社会学界缺位，既有其研
究主题的敏感性因素，也有研究资料上的局限性因素。但这些并不是
最重要的原因。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过于狭隘的经验
取向和对专业分工的偏执，造成了诸多的社会学研究有社会而无国家、
重现实而轻历史、重生态而轻心态的问题。费孝通（ ２００６ ）在晚年的反
思中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需要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但是，我
们至今没有超越个案社会学与定量社会学双峰并峙的格局，没有超越
就现实问题谈现实问题的偏狭视野。既然做不到“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要真正做到“成一家之言”也就难乎其难。我们下面可以举三
个典型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国家—社会关系（ 狊狋犪狋犲－狊狅犮犻犲狋 狔 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 ）范式在中
国研究中的滥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最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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