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理论范式，人们动辄用这个范式来观照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
改革前的中国是没有社会（ 犮犻狏犻犾狊狅犮犻犲狋 狔 ）的国家，而改革后的中国最大
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兴起。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套用实际上缺乏对中
国共产党特有的支配方式与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国家（或政党—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国家—社会关系这种说法本身，无论是
在近现代的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
（张静， １９９８ ；邓正来， １９９９ ；肖瑛， ２０１４ ）。无论是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
制，还是中共通过党团对非党群众组织的领导，或是中共“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都在政党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呈现出极其复
杂而独特的交错关系。无论是将中共的这种集中面向径直认定为乔治·
奥威尔笔下的“反面乌托邦”，还是将中共的群众路线或改革方向比附
成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或民主取向，都是乱贴标签的做法。问题还不仅
仅在于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缺乏贴切理解，而且在于我们根
本就不去研究国家，而只面对所谓的“社会”。检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到 ９０ 年代的社会学著述，我们满眼看到的只有城乡、阶层、社区、家庭，
哪里有国家、政党和政府呢？我们对国家尚且不知就里，何谈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大约从 ２０００ 年起，政府行为研究逐渐进入了社会学研究的
视野（参见周雪光、刘世定、折晓叶， ２０１３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不
过，政府行为研究的层次仍没有达到国家与政党研究的层次。前者属
于行政的范畴，而后者属于政治的范畴。借用霍布斯（ １９８６ ： １ ）的比喻，
行政仅仅是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关节”，而理解这个人造人的“灵魂”、
“神经”、“心脏”以及将这些部件组合起来的“技艺”，这整个过程才是政
治的关键。所谓“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 １９９７ ）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宜
治理之道，不足以支撑对政治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政治的理解框
架。如果我们不能透彻了解国家和执政党是如何走到今天来的，那我
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它们今天的想法或做法。它们对我们来说始终就是
黑箱，只见动作，难觅心思；只有化身，难现本尊。尽管我们现在对国
家—社会关系范式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反思，但思考所及往往从晚
清直接跳到改革开放时代，缺乏对中共塑造新政治传统这一关键时段
的反思。
第二个例子是单位制研究的不足。单位制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
学重建以来一个突出的研究亮点，但既有的单位制研究基本上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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