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7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２０１２ ）。在革命神话背后，立法者们调整着聚焦少年司法的镜头，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将其焦点由“矫正”向“惩罚”移动。
高尔特案后，最高法院的少年司法判例屈指可数，其立场也反复摇
摆，甚至出现了试图推翻高尔特案，重新向国家亲权思想倒戈的倾向
（何雷， ２０１３ ）。然而，改变“未成年人”形象的力量来自更为深层的社会
变动，高尔特案提供的无非是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等同的可能性。
在这场“革命”之后，旧有的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区隔不可控制地逐渐褪
色，多个州开始将少年司法的重点从“矫正”转移到“惩罚”上（ 犅犻狊犺狅 狆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８ ），作为其结果，此后的少年法院在程序上和实质上都更加
接近于刑事程序（ 犉犲犾犱 ， １９９０ ； 犅犻狉犮犽犺犲犪犱 ， ２０１２ ）。这种趋 势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变得愈加明显，发生在各主要州的立法改革即使在
显著地增加了总体囚犯数量的同时也照样拒绝将“未成年人”从成年人
中甄别出来（ 犛犺狅狅犽犪狀犱犛犪狉狉犻 ， ２００８ ），从 １９８３ 年到 １９９８ 年，关押在成人
，
监狱中的未成年人数增长了 ３６６％ （ 犚犲犱犱犻狀 犵２００３ ），在 １９９２ 到 １９９９ 年
间， ４９ 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制定或扩展了移送条款，立法机构扩大了

依据年龄、恶性程度将少年违法者移送到刑事法庭的可能（ 犅狉犲犲狀犪狀犱
犕犻犾犾狊 ， ２０１５ ），虽然没有一个州彻底废止少年法庭，但将移送权限交给
，
公诉方无疑是近三十年来这场巨大变革的首要特点（ 犣犻犿狉犻狀 犵２０１０ ）。
（三）“冲动的十七岁”与严格惩罚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日本曾多次进行了从根本上变革《少年法》
的尝试。二战后产生的的“第一次非行浪潮”就引发了对感化教育观的
强烈批判，以此为契机，强调管制的《青少年育成条例》在主要城市被予
以推行（竹原幸太， １９９７ ）。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高速经济发展期一起到
来的“第二次非行浪潮”促成了 １９６６ 年中央青少年协议会重提“检察官
先议主义” １２ 的“少年法改正构想”，加之同时期美国少年司法刑法化的
影响， １９７０ 年法务省提出了《少年法修订纲要》，主张对年长少年实行
刑事审判（森田明： ２００６ ， ３９１－３９２ ）。此后，随高速经济发展期的结束
几乎同时到来的“第三次非行浪潮”及 ２０００ 年前后的极端恶性案件最
终促成了《少年法》的修订。

１２． 先议即“先议”（せんぎ， 犛犲狀 犵 犻 ），原指在两院制的架构下由一方议会先行审议法案，延伸
到少年司法领域，指由检察官或家庭裁判所优先管辖少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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