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6 - 《社会》2016年第4期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

美国社会对“未成年人”重新进行想象的重要标志是“超级掠食者”
（ 犛狌 狆 犲狉犘狉犲犱犪狋狅狉 ）的出现。政治科学学者迪鲁里奥（ 犇犻犾狌犾犻狅 ）用这它界定一
种将为美国社会带来混乱的新犯罪者类型，他称“这些孩子对人命毫无
敬意，对未来毫无概念，他们是石头般冷酷的掠食者”，“到 ２０００ 年，在我
们今日的街道上将会至少增加 ３００００ 个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这些
年轻的人们“极端冲动”、“道德水准低下”且“极度自私”，“他们不以被捕
为耻，也以入狱为苦”，“只要他们年轻有精力，他们就会‘自然’地谋杀、强
奸、抢劫、袭击、盗窃、交易毒品，并且乐在其中”（ 犇犻犾狌犾犻狅 ， １９９５ ）。
“超级掠食者”之说只是一种神话，因为它所预言的一大波青少年
犯罪者并未如期出现，且在此后数年内“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率实际上
一直在下降。它产生于 ８０ 年代末到 ９０ 年代初飙升的“未成年人”暴力
犯罪率，却夸大了真实的危险。问题关键在于，大众接受了这种神话，
“超级掠食者”的意象成功地引发了人们的恐慌。正是出于对“未成年
人”崭 新 形 象 的 警 惕 才 有 了 一 系 列 的 移 送 改 革 （ 犈狊狋狉犪犱犪 ， ２００１ ；
犌狌 犵犵 犲狀犺犲犻犿 ， ２０１２ ）。当人们都认定今日的“未成年人”不再是过去那
个应受呵护教化的“未成年人”时，将他们与成人等同视之也就不难理
解了。
在经典的少年司法叙事中， １９６７ 年的高尔特（ 犌犪狌犾狋 ）案是一个重要
的转折点。在该案发生之前，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基本上在与其他领域
截然不同的法律观与正义观下运作，将“未成年人”导入病理学的程序，
诸如对其诊断、开具处方、进行治疗等的非正式程序，而非刑罚视野来
支配其执法；在高尔特案之后，在最高法院的干涉下，少年司法导入了
立足宪法的“正当程序”理念，“未成年人”被明确认定拥有与成年人一
样的程序权利（ 犌狌 犵犵 犲狀犺犲犻犿 ， ２０１２ ）。福克斯（ 犉狅狓 ， １９７０ ）在多年前就指
认“正当程序革命”为神话，各州立法反映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它最大的
意义在于为变质的“未成年人”打开了窗口———他们与成人一样享受程
序权利，当然也应承担责任。就其初衷而言，高尔特案本身并无根本改
变少年司法理念的意图，最高法院强调“适用于成人的规则不应适用于
这个新法庭”、“未成年人不会因罪行而像成人一样被惩罚”、“介入的目
的乃是教化”（ 犐狀狉犲犌犪狌犾狋 ， ３８７犝．犛．１５－１６ ［ １９６７ ］），然而，事实上，高尔特
案也并未达到大法官们所欲达到的积极效果，虽然在该案的指引下法
官做出了一系 列 尝 试，但 却并 未引 发立法 者的 有效回 应（ 犅犻狉犮犽犺犲犪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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