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台了以“国亲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主义”为主导，主张对未成年人进行引
导、矫正与再教育的《感化法》（森田明， ２００６ ： １００－１０２ ）。 １９０７ 年，小
河从司法省辞职（监狱事务于此前划归司法省），以穗积陈重的“美国少
年法院”讲演为背景，司法省主张变革《感化法》而建立独立的少年法
院，尝试将重点向惩罚转移。变革《感化法》的司法省与支持《感化法》
的内务省 之 间 的 论 争 贯 穿 了 整 个 ２０ 世 纪 最 初 的 十 年 （菊 田 幸 一，
１９７９ ）。最终，司法省一方占据上风， １９２２ 年旧《少年法》（相对于二战
后的新《少年法》）出台，该法的主要特征是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施以刑罚
而非感化，带有浓重的刑事程序色彩。曾经的《感化法》被限制并缩小
了管辖范围，仅适用于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十四岁以上者转而适用
旧《少年法》。此后，《感化法》先后 修订为《少年教 护法》、《儿童福 利
法》，与美国在压力下诞生的新《少年法》一样，构成了日本少年司法在
未成年人内部进行二元划分的特殊制度。
在上述拉锯的背后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政府部门的争斗，而是蛰伏
于两种立场下的关于“未成年人”的不同想象，即其实质是“强调社会防
卫的国家主义消极观点”与“强调惠及儿童的积极慈善观点”之间的冲
突（竹原幸太， ２００７ ）。两者最终的颉颃妥协即非某一方压倒性的胜利，
也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人们一方面将“未成年人”看作待呵护的被感
化者、另一方面却又将他们看作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潜在犯罪者的
控制与对儿童的保护混杂在一起。
概言之，将犯罪、违法或有罪错之虞的儿童与成人区别并进行诊
疗、矫治的少年司法根源于新生的现代儿童观念，正是由此，“未成年
人”被看作具有独立性、本性纯洁、只需教育就能够回归正途———这与
启蒙思想家的想象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出于社会控制的实践需求，
人们对“未成年人”的想象催生了少年司法制度，它一方面包含着对儿
童的呵护，另一方面则是对犯罪的警惕。
三、“未成年人”问题意识的式微

（一）儿童的异变
从其原初的出发点来看，少年司法以犯罪为焦点，但从未单方面局
限于刑事政策，它以现代儿童在法律领域的投影为基础衍生出了系列
诊疗措施。未成年人能够取得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对儿童特殊性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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