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4 - 《社会》2016年第4期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

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脉脉温情没有了栖身之所，其间的空隙则
为猜疑和恐慌提供了入口。儿童不再是与庇护人紧密地合为一体的家
庭成员，转而成为了与成人相对立的他者。家庭成员间亲密关系的衰
微是整体社会背景变化的一个部分，它还关联着更宏观的社区“崩溃”
和社会团结的愈发稀薄。须知能够引发关怀的儿童势必是属于“我们”
的儿童，成为他者的儿童不在此列，他们的逾矩不再能够被容忍，对于
其罪错行为的直观反映也从“保护”变成了“警惕”。
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成年人”的形象自然也摇摇欲坠。面对无法
掌控的儿童，不成比例的猜忌和恐慌在人群中滋生。在极端案例的挑
动下，大众的神经空前敏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未成年人”，过去那些
拥有独立人格、蕴含理性潜能且本性纯洁的“未成年人”的形象骤然间
被不可理喻且又危险的“冲动的十七岁”（ 犓犻狉犲狉狌犑狌狌狀犪狀犪狊犪犻 ）与“超级
掠食者”（ 犛狌 狆 犲狉犘狉犲犱犪狋狅狉 ）们所取代。对“未成年人”而言，犯罪的原因
不再被归因于家庭或社会的失职，反而通过心理学的路径回到了他们
自身，人们 相 信 未 成 年 人 应 当 为 自 己 的 过 错 负 责，正 如 元 森 绘 里 子
（ ２０１２ ）所说，人们重新认识的“儿童”被赋予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主体
性”———而这，其实正是个体化背景下大众的集体选择，既然过去寄托
于家庭、社区、社会的矫治措施都失去了凭依，人们不得不退入私人领
域，那么，让犯下罪错的少年对自己负责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二）“超级掠食者”与移送法改革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指数的变
化，该指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晚期开始大幅度上升，至 １９９４ 年达到顶
点。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州的立法机构都选择修法以使未成年人更
容易被移送到刑事程序，并将移送的主导权从法官交到检察官手中。
根据美国 司 法 部 下 辖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预 防 办 公 室 （ 犗犳犳犻犮犲狅犳犑狌狏犲狀犻犾犲
犑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犇犲犾犻狀 狇 狌犲狀犮 狔犘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 ）发布的系列报告，在此前，由法官
一手掌握的“任意管辖权放弃”（ 犇犻狊犮狉犲狋犻狅狀犪狉 狔 犑狌犱犻犮犻犪犾犠犪犻狏犲狉犘狉狅犮犲狊狊 ）
几乎是唯一的移送渠道，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各州增设的“强制
移送”（ 犕犪狀犱犪狋狅狉 狔 犜狉犪狀狊犳犲狉 ）和 “检 察 官 决 定 移 送 ”（ 犘狉狅狊犲犮狌狋狅狉犻犪犾
犇犻狊犮狉犲狋犻狅狀犜狉犪狀狊犳犲狉 ）两 种 更 加 简 单、快 速 的 移 送 途 径 被 保 留 至 今
（ 犃犱犱犻犲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１ ： ３－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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