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0 - 《社会》2016年第4期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

１９７０ ）。改革者们谴责混合关押致使天真的儿童受到成人罪犯的污染，
主张应当建立特殊庇护所，将作为“受害人”的未成年人收容并治疗。
在其影响下创设的少年司法制度一改此前的严厉，到 １９１２ 年，全美半
数州设立了少年法院，到 １９２５ 年，除缅因州、华盛顿特区外所有州都设
立了少年法院（山口直也， １９９３ ）。
反观支配这场运动的动因，其实并非对儿童美好本质的单纯的想
象，更是以社会控制为指向的“犯罪预测”（ 犆狉犻犿犲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 ），他们致
力于以特定的预兆来辨识并矫正“潜在不良少年”。普拉特（ 犘犾犪狋狋 ）强
调，来自中产阶级的“儿童救星”相信防治贫困与防止犯罪其实是同一
个问题，他们相信贫困来自穷人们的罪恶，他们选择惩罚流浪者、乞讨
者来激 发 其 脱 贫，而 庇 护 所 运 动 通 过 对 “潜 在 不 良 少 年 ”的 标 定
（ 犔犪犫犲犾犻狀 犵 ）、处置（ 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 犵 ）以及管理（ 犕犪狀犪 犵 犲犿犲狀狋 ）为少年司法制度
埋下了伏笔（ 犘犾犪狋狋 ， １９６９ ）。改革者们满怀关切的同时也保持警戒，他们
欲使儿童变得驯服，而不仅仅是呵护：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这种改革意
味着指向身心的控制———庇护所内不仅存在以纪律为名义的肉刑，为
洗礼其灵魂还强制开展阅读圣经、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 犉狅狓 ， １９７０ ）。
因而，少年司法的重要一面是对作为社会底层的穷人、移民家庭儿童的
社会控制（ 犘犾犪狋狋 ， １９７７ ： ６７－７４ ）。这种背负着压抑意味的“不良少年”形
象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未成年人”，在第一部《少年法院法》中作了这样
的描述：“贫困、无家可归或被放纵；依赖公共援助；缺乏恰当的监护；习
惯性地乞讨或接受救济；与声名狼藉者同住；其住所不宜儿童居住； ８
岁以下当街叫卖、兜售或卖艺的”（ 犉狅狓 ， １９７０ ），这些特征与底层家庭子
女的重合绝非偶然。
与美国相类似，日本少年司法在其诞生过程中同样包含着保护与
控制两面，其直接体现便是《感化法》与《少年法》之间的对立。受日本
政府鼓励生育、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战争的影响， １９ 世纪末的日本社
会出现了大量的流浪儿，少年纵火犯等现象层出不穷，违法犯罪的频发
使得监狱人数膨胀了近一倍，而其中的 ４０％ 是 １４ 到 ２０ 岁的青少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感化法》出台的小河滋次郎投身了少年司
法的研究领域（下西さや子， ２００５ ）。 １９００ 年，任职内务省监狱局的小
河滋次郎力陈混合监禁制度的弊病，称其为“犯罪培训学校”，并为建立
“矫正感化设施”而广泛活动（菊田幸一， １９７９ ）。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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