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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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曾经沾染的污秽，借助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９ 权力不满足于评价犯罪行
为所隔断的经验空间，而是将未成年人的习性、家庭及外部生活环境都
作为治疗方案的编制依据。显然，人们相信未成年人的罪错都来自于
外部污染，而非其本身的变质。
最后，在程序的终端，权力将对成年犯罪者施以与其行为对应的刑
罚，而等待未成年人的处置却以非正式（ 犐狀犳狅狉犿犪犾 ）为特征， １０ 对财产、
自由乃至于生命的剥夺在这里被减等甚至免除，取而代之的是道歉、悔
过、有限管束及在专门设施进行的非监禁矫正。这种宽宥的出发点是
看似悖谬的信任———成年人的成熟理性更加易于歪曲而又难以回复，
相反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却先天地具有某种善良的萌芽。
概言之，被认为有着“白纸”般纯洁的本性、强大可塑性的“未成年
人”是少年司法的根本预设，他们犯下罪错的原因在于外界的不良影
响，因此少年司法致力于保护他们免受污染扭曲，专注于治疗而非惩
罚。值得继续追问的是，这种“未成年人”的形象究竟植根于何种社会
历史土壤？如果其所立足的土壤发生质变，又会给少年司法制度带来
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制度产生的场所才能明确该制
度的初始预设如何生成，必须追溯制度的生长过程才能理解国外立法
如何演变至今，在此基础上才能去思考在当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国
的少年司法应如何自处。
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美国、日本的少年司法及其机制作为分析
对象，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来建构关于少年司法、“未成年人”与儿童的社
会学叙事。选择美、日两国，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在我国现有研究
中，对美国、日本少年司法的讨论占据了重要地位，分析这两个国家法
律背后的社会机制有助于与已有研究相印证，矫正因缺乏社会学关照
而产生的偏差；其次，美、日两国现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都已有了
百年左右的历史，其间它们与社会背景不断地充分互动，对于究明其中
机理提供了空间；第三，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选择美国、日本兼顾了东
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至于为何不选择直面我国
的少年司法制度，则是因为我国的少年司法历史尚短，以 １９９１ 年为起
９． 参见《北京规则》之 １６ 、 ２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
一条；日本《少年法》第八、第九条； 犑狌狏犲狀犻犾犲犆狅狌狉狋犃犮狋狅犳１９８７犛犲犮．５－７０１．
１０． 参见《北京规则》之 １８ 、 １９ ；日本《少年法》第二十四条； 犑狌狏犲狀犻犾犲犆狅狌狉狋犃犮狋狅犳１９８７犛犲犮．５－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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