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1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的涉罪率、犯罪率 ２００６ 年以来连续 ８ 年下降”的消
息， ２ 但实 际 的 犯 罪 形 势 却 不 容 乐 观。 基 于 《中 国 法 律 年 鉴》，姚 兵
（ ２０１３ ）指出，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我国未成年犯罪的绝对数量增长迅速，在
全部刑事罪犯中所占比例和在 １４－１７ 岁年龄段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
升。依据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０ 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结果，关
颖（ ２０１２ ）指出，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猥亵妇女及聚众
斗殴几类犯罪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与此相对， ２０１１ 年《刑法修
正案（八）》的出台、 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却不断强化着我国少年
司法制度中的“保护”色彩，引进了诸如社会调查制度、罪案封存制度、
社区矫正制度等来自美国、日本少年司法的“先进”要素。两相对比，不
难看出其中戏剧性的反差。但在学者们津津乐道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的“进步”时，却少有人对这种反差进行追问。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就
是应当如何理解少年司法与“未成年人”。
（一）研究现状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少年司法研究已初具规模，依据问题
指向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对少年司法的理论
研究，这类研究从探索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出发，回顾制度发展历史，
尝试建构少年司法的“理想类型”（姚建龙， ２００３ ；张鸿巍， ２０１１ ；于国旦，
２０１２ ）。第二类，是对中外少年司法实体制度的研究，这类研究或立足
于我国的 现 有 少 年 司 法 制 度 （汪 建 成， ２０１２ ），或 基 于 美 国 （姚 建 龙，
２００９犪 ；何雷， ２０１３ ；高英东， ２０１４ ）、日本（苏明月， ２０１１ ；华蠫欣， ２０１４犪 ；
曲癉霞， ２０１４ ）及欧洲诸国（安文霞， ２０１２ ；杨旭， ２０１４ ；华蠫欣， ２０１４犫 ）的
立法例子，试图从中提取出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第三类，是对少年司
法、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研究，受限于全国范围内官方数据的稀少，这
类研究多是在中小范围内借助抽样调查展开的（刘艳红、李川， ２０１５ ；
董毅、王瑞林， ２０１１ ；徐晓军、夏玉珍， ２００５ ）。
在上述三类研究中，第一类研究由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历史尚短，
亦无相应的学术传统，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都以域外成熟范例为参照。
第三类研究处于法学与社会学、犯罪学的交界领域，受限于法学传统中

２． 参见新华网“我国青少年 和 未 成 年 人 涉 罪 率、犯 罪 率 连 续 ８ 年 下 降”报 道， 犺狋狋 狆 ：／／ 狀犲狑狊．
狓犻狀犺狌犪狀犲狋．犮狅犿 ／ 狆 狅犾犻狋犻犮狊 ／ ２０１５１０ ／ ０９ ／ 犮 ＿ １１１６７７２４７８．犺狋犿 （最后访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２ １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