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8 - 《社会》2016年第4期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

护和教育也就不言而喻了。伴随着社会分层重构的剧烈人口流动，人
际交往呈现出崭新的形态，相互依存之余催生了相互制约的需要，人们
开始强调 道 德 准 则、文 明 教 化 要 求 的 “好 的 行 为”（埃 利 亚 斯， １９９８ ：
１５５ ），自我需要内化某种社会强制，此外，有关私下的、秘密的与公开的
观念也发生了分离（埃利亚斯， １９９８ ： ２９３－２９４ ），这使得社会必须建立
与之相匹配的控制机制。换言之，处在家庭中心而备受呵护的儿童不
仅需要技能的教化，而且更需要将社会强制内化为自我控制。
上述动因将使得教育成为必须的且受控的，使家庭关系中的成人
和儿童能够区别开来，使自我控制、道德规训有实施的空间。社会需要
足够的知识深度来为教育提供必要和可能，需要充分的信息管控机制
来规划教育和发展，需要知识、理性和道德的标准将成人与儿童区分开
来，需要足够的秘密与禁忌来施行教化，这些需要所依赖的知识爆炸与
信息控制都来源于“口传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变。中世纪的孩子与
成人生活在同质的口传文化里，他们有机会接触文化中的一切，因此中
世纪的儿童与成人行为模式几乎一致（波兹曼， ２０１１ ： ２３ ）。古登堡印刷
术的发明带来的书写文化使得广泛传播得以可能，口耳之间的传授转
换为主要以眼与书的互动，读者在阅读中退缩回内心，在这样的环境
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波兹曼， ２０１１ ： ３８ ）。阅读所带
来的不仅仅是自我意识的滋长，更重要的是它对日常生活的改变，知识
的习得不再借助于人与人的交流，而是人对以书为载体的文化系统的
学习。过去在口传中一览无余的平面在“书写 － 阅读”系统的支持下拓
展了存留“秘密”的抽象空间（波兹曼， ２０１１ ： ２０ ），人们的思想由此拓展
了深度，逻辑、抽象、自我控制等特质伴随着阅读而沁入骨髓。由此，书
写化的力量使得儿童与成人在知识面前区别开来。
随着核心家庭的出现，儿童的独立性愈发受到关注，而精细分工和
自我强制的客观需要则使得儿童成为教育的对象，借助阅读能力拉开
的距离，成人得以垄断了儿童对信息的摄入。由此，一种独立的、蕴含
理性的、本性纯洁的儿童形象在温馨的家庭中、在强调自我审视的社会
中、在受控的学校制度中得以酝酿发酵。儿童在拥有娴熟的阅读能力、
学会了运用理性进行抽象思考和自我控制前，同时也始终会与那些“不
适宜”的信息相隔离，既然如此，启蒙思想家们创造的儿童想象能够与
上述趋势相契合就毫不令人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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