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2 - 《社会》2016年第4期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

成年人，其具体的结果就是少年司法。随着电子媒介引发的信息控制
决口直接动摇了儿童和成人间的区隔，个体化趋势消解了人们对罪错
儿童的温馨关怀，相应地，儿童及青少年本身和人们看待这种“未成年
人”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目睹了“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恶化、极端案例
频发的人们开始重新想象未成年人，与过去截然对立的“超级掠食者”
和“冲动的十七岁”不仅代表了儿童形象的逐渐变质，也指示了“未成年
人”的问题意识逐渐式微。由此，美、日两国的少年司法发生了转向，更
加严厉、向成人靠拢的处罚方式宣告了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上述分析的逻辑并不仅仅适用于少年司法，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任
何一部法律，推而广之，它涉及到法律作为一项制度其本身的“合法性”
问题。正如布迪厄（ １９９９ ）所指出的，“法律—社会”这种常用的二分法
实际上边界模糊，法律是人们的具体实践，这项实践活动和它的参与者
同样受到既有场域的塑造。因此，一项法律制度是始终嵌入特定社会
土壤之中，它的创设出自于人们的意向性行为，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这
似乎可以为民主政治、大众传媒和立法技术所直接化约，但不论是意向
还是具体行为都时刻关联着作为整体而呈现的社会。换言之，在法律
与社会之链的两头都分布着迷雾，朝向法律的一端被包裹在琐细的技
术性规则、判例中，朝向社会的一端则被立法者们愈加凸显的身影所遮
挡。穿透这两层迷雾的过程，就是借助反思摆脱“误识”，寻找法律与社
会互嵌的榫卯之过程。就其形式而言，法律总是指向特定的人或者事，
不同标尺所划定的群体、关系对应着不同的部门法领域；而其实质则是
分类法，它将无限可分的社会事实以各种角度进行切割，并与特定的制
度安排相对应，如民事与刑事、物权与债权、成人与未成年人。法律的
分类法不是凭空创造，它总是沿着社会事实的裂缝增长繁衍，同时它又
不可避免地从日常生活中抽身，这是其规范效力的前提。因此，理解法
律制度的动力机制，就是理解分类法的演进历程。在这个过程里，社会
科学工具的意义在于其悬置了法律的形式阐释，清除了附着在分类法
上的技术话语，同时，它也取消了分类法的当然性，帮助人们从日常生
活的蛛丝马迹中去发掘其根茎。
人们可以从任何法律的条文与判例中抽象出它所预设的分类法，
由这种分类法回溯到其所依据的日常话语，再追索到滋长这些变动的
社会图景。就如同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成人”对立来自于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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