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引发运生，而针对顺应其目的来说，这一情境可以分成为“无法控制、更
改、或阻止更改”与“可以控制、更改、或阻止更改”两个元素，前者称为
条件（ 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后者则称为手段（ 犿犲犪狀狊 ）；（ ４ ）以分析上的使用来说，
该单位行止的概念乃内涵着，此等元素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模式，即：
针对目的从事手段选择以及情境允许有着另类选项时，行动乃具规范
取向（ 狀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的（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１９６８ ： ４４ ）。单就第四点来说，
这乃意味着，任何具有意识性的社会行动都是目的性的行动，有着手段
选择以及情境考量的必要，而假若手段的选择与对情境的考量必要是
理性的话，那么，相当程度地顺应着社会既有的规范，无疑地是绝对必
要的。 ８
然而，除了相当程度上顺应着社会既有的规范乃是界定行动是否
理性的基本“现实”判定之外，“意图”则是预告行动时手段与目的之联
系的另一项理性问题，而讲求具有效率与效用的功效作用以圆成原先
的意图和期待，无疑则是界定行动是否足够理性的重要要件。这也就
是说，在行动者有意图和认知（预期）的前提下，行动者对其在既定体系
中所施予之行止的客观结果，自然是可以“理性”地加以判定与期待的。
这正是行动者自身足以充当“社会学家”，有着正当性来确定显性功能
的根本依据之所在。事实上，显性功能的社会学意义，也正是在于行动
者自身如此一般的自我认定以及对这样的认定赋予以“功能”正当性的
社会意义之上。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社会学者对显性功能的正当性有
了这样的期待，才足以反过来使专业社会学家对行动者自身未意图、未
认识（预期）到之“客观结果”所可能内涵的潜性功能，获得专有的诠释
权，进而证成了他在论述上的权威性，尤其是被认定具有着“科学”性的
认识基础与经验证据的成果者。
论说进行到此，倘若我们暂且完全接受默顿的认识论（这一点将接
着在下一个段落讨论到）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就社会学家作为社会
现象之诠释者的立场而言，这么说并不等于认同“把对显性功能的诠释
权完全让渡给行动者自身”乃是唯一的作为，而社会学家可以无所作
为，也不可能有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有所作为。正相反，除了对潜性功能

８． 当人们行动时，是否真的如此，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而这正是检讨帕森斯之规范理论
的重点，由于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所以不拟作进一步的展开。在此，我们在意的，只不过
是顺着帕森斯的论述，如何来铺陈默顿之立论的可能理路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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