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社会》2016年第2期

经典之争：丧服制度与法律秩序

规定得以脱身。对于法律制定者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妻杀夫亦是
为伦理法深恶痛绝的大罪，但倘若允许子告母，子女虽然没有亲手杀死
母亲，但母亲被揭发后必死无疑，即是“母因子死”，与子杀母无异，亦有
违人伦。面对两难困境，法律在规定子女能否状告杀父之母的问题上
格外纠结，东魏时期便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廷议。
根据《魏书·窦瑗传》，东魏三公曹拟定《麟趾新制》，规定子女不准
告发父母的罪行，不论是父杀母，还是母杀父，子女都不能报官，违者处
以死刑。窦瑗对此提出疑义：
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
杀父，不听子告，臣诚下愚，辄以为惑 ……母之于父，同在门
内，恩无可掩，义无断割。知母将杀，理应告父；如其已杀，宜
听告官。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
义近禽兽。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杀己之天，复杀子之天，
二天顿毁，岂容顿默！此母之罪，义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
即离，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魏收， １９７４ ： １９０９ ）
窦瑗坚定地站在父系伦理立场上，牢牢抓住“父尊母卑”这一论点，
认为母杀父是卑杀尊，此罪不可赦，而不告发母亲罪行的子女则“尊母抑
父”，可谓“识比野人，义近禽兽”。窦瑗此语典出《丧服传》：“禽兽知母而
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
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
统下。”（郑玄、贾公彦， １９９９ ： ５７８ ）经典原文意在阐明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
母降服的缘由，即越是接近礼乐教化、“文明”程度越高之人，越是懂得
“尊祖敬宗”的道理，越是注重整个宗族体系的传承，而非仅对生育之恩
念念不忘。丧服制度的人伦体系以父系小宗的亲属为主要范围，依照父
系宗法制的尊卑秩序，父亲乃是“至尊”，母亲作为父亲的配偶在家族中
分得一席之地，母子关系本身被弱化了。窦瑗称“下手之日，母恩即离”，
与孔季彦对于文姜与弑桓公的理解基本一致，即当母亲存在杀父罪行
时，她就不再是母亲了，而这与以郑玄为代表的魏晋丧服学的主流观点
“母子之恩无绝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皇帝下诏将这一问题交付尚书省讨论，三公郎封君义驳斥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劳悴，续莫大焉。子于父母，同
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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