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16年第2期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道统”，道统却也“可以自求不辱的合则留，不合则去”（费孝通， １９９９犫 ：
４９４ ）。不过，董仲舒却期望做一件大事，即用天人之际的符兆论，用自
然的灾异来警告皇权，他重解《春秋》，所谓“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
次王，王次春。……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
端云尔”。儒生试图用“天异”来表现“天意”，用天意来制约皇权，显然
是要开出一条别于权力的知识系统，用费孝通的话说，如果董仲舒再往
前走上一步，由师儒来做天的代表，成为牧师，再组织成教会，那么中国
的历史恐怕由此发生了极致的改变，变成了西方文明上的政教关系了。
但事实上，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因为同一时期的儒生公孙弘另行开辟了
一条将师儒纳入官僚系统的道路，使得道统没有制服政统，随着董仲舒
被放逐，士大夫最终抛弃了他们的革命品格，开始继续追古溯源，探寻
一个规范性和超越性的精神世界（费孝通， １９９９犫 ： ２９４ ）。
武帝之后的中国历史，封建与郡县之辨，已经全然不是两种治理体
制之优劣的选择和判分，郡县制绵续两千年，依然作为中央权力治下的
政体形态而存在，以帝王作为权力的最高标志；而封建及其所代表的天
理与德性，则成为了士大夫坚守道统，并通过入世或出世的人生选择来
践行修齐治平之理念的精神依据，孔子的“素王”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
自然是屹立不倒的。而真正具体的历史，既不单是一种制度的过程，也
不单是一种观念的过程，而是由这两种现实或精神的力量交织而成的。
因此，中国历史的这一双重格局，说明仅靠制度与法治，仅靠权力和利
益关系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没有道统对于皇权的约束，没有士大夫的
学问修养和人格培育，没有教化对于民风的引导和劝谕，任何政治都无
法存活延续。历史说明，自秦汉到魏晋隋唐以来，所有试图一夜间再造
封建制度的努力都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幻想，但封建以一种超越现实政
治的精神实质而再生，注入到每个时代士大夫的内心深处，却是一种更
加难以摧毁的力量，这才是文明血脉之传续的根本。
因此，将郡县之制度与封建之精神再次汇合，便成为了此后各代思
想家最着力的本质问题。难怪顾炎武在针对他所处的时代之时弊时，
重新挑明了封建与郡县之辨证关系。他明确提出，封建之精义在于其
古，在于其三代所凝结的实质精神内涵，所以，解决今天郡县制带来的
治理难题，必须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里的关键在一个“意”
字，与其说是一种制度移植，不如说是要用封建之精神内核来弥补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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