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的结论。事实上，封建与郡县之争，不只是观念上或体制上的争论，也
不只是历史之“实”与“势”的争论，而是围绕中国文明之构成及其精神
内核而展开的争论。如果推究历史的真实，倒不如说恰恰是这种争论
本身，才构成了一部“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文明史。换言之，封建与郡
县之辨，无论从立场、制度或现实经验，还是从物质和精神的层面上，都
从来没有真正分离过，两者间的此消彼长，缠斗与和解，才是每个历史
时期的真实写照。

六、“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王夫之论前汉治理，以武帝为界。此前，高帝大封同姓，似乎带有
些封建制的色彩。但“武帝承七国败亡之余，诸侯之气已遱，偃（指主父
偃）单车临齐而齐王自杀，则诸王救过不遑，而以分封子弟为安乐……
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复也，势已积而俟一朝也”（王夫之，《读通
鉴论》卷三）。因此，武帝众建王侯，都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只给了他
们生活上的特权地位，政治权力更多地把握在士人政府的手里。同样，
武帝有选择地恢复周代制度，也不是仅就制度而言的。上文说到，董仲
舒所推乡举之法，是与学校制度结合起来的，没有学校教育，单纯的乡
举里选就会因为没有了精神教化的土壤而沦为空谈。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帝时期即使将封建因素融入郡县
体制之中，所采用的办法也是首先将这种制度的因素下移，同时将太学
体系作为另一种制度轨道，加以补充、平衡或提升。换句话说，郡县下
的封建，已经不再是原初那种统一制度意义上的封建，而是演化成为另
一种观念或精神上的系统，教育或教化成为了其核心所在。
费孝通特别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关键变化。他说，传统士大夫的政
治意识中有一种有别于政统的道统观念，甚至在封建时代过渡到皇权
时代后，或者皇权结构得以完整确立之后，道统这种观念才会超过百家
而成为最有力的思想体系，即儒家之道统观是最适合于皇权时代政治
结构所需的意识形态。但费孝通的此番说法，并不意味着道统是皇权
政统的帮衬和侍从，相反，道统之于政统是一种相对的、制衡性的体系。
孔子在郡县替代封建的时代里被奉为“万世师表”，才真正象征着皇权
时代士大夫的表率。虽然道统不是实际政治的主流，却是一种政治规
范的持有者和守护者。“政统可以焚书坑儒，可以兴文字狱，可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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