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和赋役制度，以“五百家为州”建立州兵军事，并以“爰田”这种土地制度
为基础，附以“丘甲”或“邱赋”等田赋形式，改变了周代的采邑公社制，
而将农耕和军事扩展到郊野及以外的更广袤的地区，出现了“野人为
军”的新现象（亦参见杨宽， ２００３ ： ２４７－２５１ ）。这就是所谓“县变”的由
来（参见刘师培， ２００６ ： ２７５－２８０ ）。杜正胜说，“据封建礼法，当兵是权
利不是义务”，但是当从军的权利发展到由国及野的时候，丘野民氓就
获得了大解放，原来采邑或井田制意义上的公私之分便发生了混淆，
“ 县”成为了私人采邑之地，并且规模也大得多，出得起“重赋”，农民也
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钱穆， １９９１ ： ９１ ）。
在政制上，县设大夫，常由非贵族身份的人出任，同时在士兵招募和收
敛重赋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成为了疆宗大族兴起，并把握封地乃至
中央权力的重要力量。故而，杜正胜总结说：“春秋中叶以下的社会朝
‘私’的方向发展，大贵族扩张私家的势力，毁坏传统的礼法，把城邦时
代平民那一点‘自由’和保障铲除殆尽”（杜正胜， １９７９ ： １４７ ）。
二是人口的密集和流动，私人领域的扩展，使城邦国家逐渐变成领
土国家，彼此的征战自然不可避免。富国强兵一要积累财富，二要扩充
军队，而其中最亟需的就是人才。传统的士人不过只是家臣或家宰，他
们或“习礼乐以为相”，或“练射御以治军”，或“操书数以为家臣”。不过
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奠定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新士人形
象，则已经开始突破了封建制的设定，到了战国时期又为孟子提升到了
更高的阶段（亦参见陶希圣， １９２９ ）。士人无论属于哪个宗派，出身哪个
地方，只要是能贤之辈，贵族阶级都厚爱有加，依严耕望的说法：“教育
学术亦由王官解放，散入民间，学者出处自由，游仕无碍”，“列国君主，
或好学术，或邀时誉，竞相尊显，或委以国政，或不烦政事，皆高门大第，
赀养千锺”（严耕望， ２００６犪 ： ２７ ）。一时间众说纷起，各派纠争，平民学者
一反贵族学说，荀卿虽推礼制为人伦，却要扫除一切世袭等级，韩非则
直接成为一个彻底的国家主义者，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
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将反封建的浪潮推向极致。
严耕望认为，从西秦的风俗看，最能代表战国时期的上述潮流，“秦
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
（ 严耕望， ２００６犫 ： ８８ ）。劳干则认为，秦的公族是和徐、赵一样的东方分
子，秦的中等阶级也多有西周遗民，又与晋世为婚姻，因而不能仅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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