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社会》2016年第2期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也往往肇发于此。以“史”决“经”，以“势”论“史”的代表，是柳宗元的
《封建论》。柳宗元一语成矢：“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指出封建制的
形成，并非是曾经存在过的理想政治图景，而是顺历史情势而生的一种
制度安排，也必将随情势的变化而为郡县制所替代。天命不可知，运势
不可为：“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
知之也”。柳宗元引述荀子的话说，我们惟可知的，是现实中“假物必
争，争而不已”的场景，“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
兵有德”。在柳宗元看来，原初封建制的产生，应天顺命也许只是个说
法而已，真实的历史中，在众群之中得其胜者，才能让人俯首听命，以安
其属，于是就有了一批诸侯；诸侯之中德又大者，如方伯、连帅之类，得
到各诸侯的拥戴，以安其封；最后终于出现了天子，天下归心，以安其
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柳宗元，《封建论》）。
柳宗元坚持的，似乎是一种归纳的逻辑，依据看得见的事情说话，
不同于宗法制度的演绎法则。这里的尊尊之道，也不是出于一种与亲
亲统合的自然关系，而是顺应情势依靠武力或贤良得到的威德。周公
制礼，设五等之制，确实是顺着史势的，做到了以封建“四周于天下”，然
而降于夷王及其后各君，却坏了礼法，损了尊威，封建制已成崩坏之势。
因此，治国理政必得因势利导，秦征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
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国，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正是取势之举，
废分封而行郡县，乃是历史运变的结果。郡县制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
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秦之所以革之者，其
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后人将秦之速亡归于郡县制的推行，柳宗元
认为是没有道理的：秦灭亡的原因，乃“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换
言之，因秦施狂政，故而使“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其根本的教训，是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不能把过错归于郡县体制。
柳宗元的这一判断，出于一个根本性的理由。那就是在变动不居
的历史处境中，最能审时度势并与时俱进的，终是贤者和能人。因此，
衡量一种体制的优劣，就该看这种体制是否有助于选贤任能，是否有助
于提拔像样的人才。封建制守的是固定的宗法秩序，私土子民，封土也
是封闭，奖惩不彰，赏罚不明，人才受到体制的压抑，“圣贤生于其时，亦
无以立于天下”。而郡县制中，治国理政真正能够做到“有罪得以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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