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16年第2期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明夷待访录·方镇》）。他深知，如今已经不
可能重新全盘复制封建制度，但具有封建之精神的方镇制度却可以重
建。唐代初年，太宗在边境地区分置节度使，虽然建制不算多，兵力也
不算强，倒能够控制寇乱，后来安、史皆从方镇而起乱，所以此后各代均
把内乱的罪过归于方镇。黄宗羲要扳回这样的偏见，指出安史之乱虽
从方镇起，却也是藉由方镇的势力来平定的。“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
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
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
之方镇乎！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方镇正是综合了封建与郡
县两种因素而形成的边政制度，分割附近州县而集中确立的边疆治理
体系，“内足自立，外足捍患”，保有足够的钱粮兵马，可自行征收田赋商
税，在发生战争的紧迫之际及时调动充用。方镇制度的好处是：“一切
政教张弛，不从中制”，中朝不能有太多的顾忌，总督、巡抚和总兵之间
也不能过度牵制和推诿，特别在变乱之际，应事权专一，“战守自固”，
“ 兵食不出于外”，做到“一方不宁，他方宴如”。
黄宗羲重建方镇的方案，从理论上说仍是一种“寓封建之意于郡县
之中”的努力， ４ 从现实说来，是出于对明代太祖以来过于集权的政治
制度的批评，以及对满人入关、宗国倾覆之教训的总结。因时势所限，
这也不过是一种无法经由历史检验的想法而已。黄宗羲在夷夏大防的
问题上，过于强调所谓的夷狄之害，过于强调战备攻守的对抗性，实在
是大有偏狭。不过，黄宗羲将封建与郡县之关系的议题从内政转向边
政，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的问题，转向族群间关系的问题，这对于在郡
县制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封建问题是颇具意义的。

七、扩展的讨论

上文表明，郡县论者以“势”论“史”，虽有很多根本性的理由，但就

４． 清末康有为在近代理想政体的设计中，也颇为重视封建与郡县之关系的问题。他认为，相
比于在联邦制层面对“封建”的运用，乡邑自治是一种更好的地方自治形式。地方自治的构
想，应该使中央与地方基层及民众之间沟通顺畅，但又不能有地方割据、中央无力约束的隐
患。与此同时，乡邑自治也不能单纯仿效古制，而应结合“谋及庶人”的议院制等制度形式，将
乡邑自治转变为“封建其众人”的地方自治，以促进整个大众社会的平等，而不再是皇权与地
主阶级之间的平等（康有为， １９８１ ；张翔， ２０１１ ： ５５－７８ ）。对比而言，章太炎倒曾经提出过联省
自治的联邦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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