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这一政体形态而言是无法自立其本、自圆其说的。无论从文明发育的
实质精神出发，还是从政治治理的内在机制出发，都需要重新回到封建
之经义上来，通过经学来重新激活传统，来解决史学所要处理的实际问
题。换言之，虽然郡县论者似乎把握住了历史的要脉，往往用现实的逻
辑来反驳封建的理念，但这种反驳既不构成文明的本题，也无法为历史
提供完整的解释。毋宁说，只有封建与郡县之辨，才在观念和经验双重
面向上构成了真正的历史，而且，中国历史通过自身的内在否定而产生
的创造力，恰恰是通过不断重返封建制之母题而推动的。从以上对于
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的讨论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要义。
这就要求我们从封建论者的经学视角转向郡县论者的史学视角，
再由两者的辨析与融合，重新上升到经学的本质问题。不过，这一回溯
与上升的过程，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观念和义理的讨论了，我们必须去
考察，周之封建的形成，其特有的思想系统是什么，同时也必须去考察，
周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明的基本建制，其所发生的历史条件是什
么。只有通过经学与史学的结合，来探讨这一文明本源的基本理念及
其形成的肌理，才能更大程度地发现封建与郡县之辨的实在所在。中
国近代学问曾经发生过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而今人的研究则需要再
提升一步，真正通过两者的结合来探究我们的文明之本。
事实上，无论从经典的解读还是从今天历史研究的诸多成果看，有
关周代封建制度的考察都可能有更多的发现。譬如，封建论者常论的
封建制度，不过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理论表述，许倬云指出：“商周的封
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西周的建国部分来自武
力征服，部分来自原来小共同体治理者的自愿效忠，因而，其权力无力
伸至诸侯所治理的共同体内部（许倬云， ２００１ ）。杜正胜（ １９９２ ： ３４９ ）也
说：“有征服，于是有殖民，周人挟其强悍的武力做后盾，在新征服区建
立长期的殖民地，是谓‘封建’，断非静居深宫就能‘分土胙民’的”。这
意味着，周人既从来没有完整实现过同姓分封的设想，也没有将宗法关
系贯彻到所有封国之内，更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生活在和谐状态
里，而是常常处于征战的路程之中。周人不能实有天下，在东进运动中
遂不得不借助东土之人，任为将帅，“对于归顺立功的东方氏族，周人多
赏给 贝 朋 或 礼 仪 文 物，也 有 锡 采 赐 邑 或 胙 土 命 民 的 ”（杜 正 胜，
１９９２ ： ３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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