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了《反社会党人法》，打击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人运动（平森， １９８７ ： ２８３ ）。
这次立法事件深深地触动了书斋中的滕尼斯。透过俾斯麦政府与
各个党派的政治人物关于“罪责归属”的意见及其在立法事务中的实际
作为、各阶级的情感状态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看法，滕尼斯一览无余地看
到了德国现实的困境，《反社会党人法》反映的正是败坏了的人心秩序
（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２９ ： １ ）：首先，俾斯麦政府罔顾刺杀事件与社会民主党无关
的事实，没有理性地看待劳动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同整个德意志
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一味依靠“铁与血”的手段压制异己，煽动阶级仇
恨（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２９ ： １３－１５ ）。其次，在国会里，无论是代表容克利益的
保守党，还是代表市民有产者阶层的自由党，其政治担当者都在专制政
府的煽动下形成了抽象的政治想象：保守党指责社会主义政党宣扬的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腐化了社会道德，进而鼓动劳动阶级憎恨有产者，违
抗国家的法律（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２９ ： １６－１７ ）；同样，自由党将经济的危机和
社会的无序统统归诸劳动阶级的懒惰、不服管教，甚至认为这群“野蛮
人”会随时拿起武器发动内战（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２９ ： １２ ）。最后，即使在社会
民主党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党内成员疯狂地斥责政府的迫害，重申
革命的诉求（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２９ ： ２２－３３ ），这反过来又激发了政府和敌对党
派的憎恨，使市民阶层与劳动阶级彼此仇视。
对此，滕 尼 斯（ 犜狀狀犻犲狊狌狀犱犘犪狌犾狊犲狀 ， １９６１ ： ２４ ）痛 心 疾 首 地 写 道：
“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陷入了疯狂，人必须要彻底怀疑理性了，因为很少
有人再听从自己内心的理性。”滕尼斯这里所指的“理性”，正是霍布斯
意义上的启蒙理性，“霍布斯的第一自然法与最高理性，就是厌恶战争、
争取和平”（ 犜狀狀犻犲狊狌狀犱犘犪狌犾狊犲狀 ， １９６１ ： ２９ ）。然而，滕尼斯在现实里看
到的却是理性被弃之不顾的“自然状态”，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克制自己，
寻求和平，他们不是相互利用，就是尽力置对方于死地，这样一来，根本
就不会产生合乎共同意愿的法与决议，而只会促成公开的暴力革命。
那么，是否呼吁自由主义的（启蒙）理性的重生就可以解决德国的
现实问题呢？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犡犡犞犐 ）冷静地认识到，随着 １９ 世
纪普鲁士的复辟，“国家意识”置启蒙理性于死地并成为德国人的观念
和生活中铁一般的现实，启蒙理性既不能健全地发育出来，又不能真正
地发挥作用，反而转变成各种扭曲的形态：理性与自由经过国家哲学的
过滤变成了党派利用与玩弄的口号，无产者的权利要求成了懒惰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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