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16年第2期

滕尼斯的“新科学”

被一些人冠以“不合时宜之人”“社会悲观主义者”“空虚的怀古者”“反
启蒙者”“浪漫主义者”的名称，他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亦被视为“怀
旧的”“浪漫主义式的”作品（ 犆犪犺犿犪狀犪狀犱犎犲狉犫犲狉犾犲 ， １９７１ ： 犐犡 ）。在这个
意义上，滕尼斯留给后世社会科学界的遗产似乎只有“共同体”与“社
会”这对简单的概念，他的完整学说要么被认为已经过时，要么被当成
，
幻想的、同现实漠不相关的理论（ 犓狀犻 犵１９５５ ： ３４８－４２０ ）而被抛到一
边。即使在当前所谓“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领域里，诚如美国学者卡曼
（ 犆犪犺犿犪狀 ， １９７３ ： １ ）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学家熟练使用的神圣—世俗
理论、乡村—城市理论、模式变量以及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的若干“中层
理论”都可以归诸为滕尼斯的遗产，然而这些影响的脉络却散漫而晦暗
不明，究其原因，是人们放弃了同情地、完整地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的
努力。
然而，如果返回滕尼斯的理论源头，我们首先会发现，滕尼斯“共同
体”与“社会”的概念并非仅仅简单地呈现了两种历史事实，描述了一种
不可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进化过程，它们更是反思性的概念，是
对人们社会处境的价值拷问。在滕尼斯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社会”斩
断了传统的共同体中人们的自然联系，它由充分理性化了的现代人组
成，人们通过理性，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满足了物质需求；
同时，他们独立而平等，通过“契约”划清了彼此的行动界限，保全了各
自的权利，然而在这里，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独者，他们都只是为了自
己，内心处于与所有人对立的紧张状态（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３４ ）；相反，“共
同体”意味着人们之间持久、真实而亲密的共同生活，每个人都将自己
视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４ ）。滕尼斯将“共同体”
摆到“社会”的对立面，并非空虚地怀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性”
背后人情疏离、人人为敌的困境，并力图在“社会”的条件下，通过激活
“家庭”“乡村合作社”“城市职业团体”等传统的“共同体”来培育人性的
温情，塑造新的伦理生活。 １
进一步来讲，“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实际上从属于统一的价值

１． 在《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２１５ ）明确地承认了他的这一意图，“除非文
化的分散的胚芽能够保持生命力，除非共同体的本质与观念重新得到滋养，并且新的文化在
正在衰亡的文化之内隐秘地发展起来，社会才能重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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