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社会》2016年第1期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甚至在收复共产党曾实施土地改革的地区
后，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夺回，归还给原来的地主，以维护旧的土地私有
制度。其治国方略是试图将其政权基础建立在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
之上，以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权的稳定（参见王奇生， ２００９ ： ９１－１２２ ）。到
抗日战争之前，国民党内部精英的构成基本是以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
组成。战前国民党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除军人党员外，主要集中于知
识界和政界。知 识 界 占 党员 总数 的 １ ／ ３ 以 上，政 界 占 １ ／ ５ — １ ／ ４ 。对
此，有历史学者这样评价道：国民党不是注重如何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
界的真正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从而引导和教化民众；而主
要是凭借网罗那些既有社会权势的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
党，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界和各阶层民众的目的。那些旧的社会权
势人物虽能威慑一方，却未必能赢得民心。显而易见，中共主要以社会
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的对象，而国民党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
织力量（参见王 奇 生， ２００９ ： ２６０－２６５ ）。故 黄仁 宇（ ２００１ ： ２２５－２２６ ，
２４３ ）认为，国民党借助抗战为中国缔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中国共产党则
借助土地革命翻转了农村的底层结构。从表面上来看，国民党的精英
化程度是很高的，但其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依赖这一悬浮在社会之上的
精英群体而丧失了社会革命的勇气，因为任何形式的社会革命都潜伏
着瓦解其优势地位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其精英群体不知不觉地走
向了封闭，国民党从社会基层汲取新生力量的机会被既得利益集团剥
夺了。国民党丧失了吸纳新型精英的能力，而其原有的内部精英越来
越具有保守倾向，其保护个人利益的努力换来的是集体利益的断送。
最后，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出来的干部精英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显
示出开新的一面。特别是凭借现代知识、技术以及发展能力登上领导
岗位的干部精英，在应对新的政治生态挑战的过程中，承担了缔造新合
法性和新执政基础的使命。毋庸置疑，随着代际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
凭借革命资本所具有的权威基础对新型的干部精英来说已经不再凑
效。这就要求新干部精英必须通过新的使命的担当重塑权威。
总之，当代中国干部精英在多重参数的制约之下，克服了西方政治
精英权贵化、被资本俘虏的倾向。与此同时，借助新型的知识资源、丰
富的经验和能力，当代干部精英完成了与古代政治精英的决裂。相对
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精英，改革开放时期的干部精英则具有更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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