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4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群体或干部群体决定着地方和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及其通道。在经济
学和社会学的视野中，这一精英群体扮演着理性人的角色，他们在计算
的轨道上，成为晋升锦标赛的附庸。周雪光则更进一步，指出，对于绝
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的终生职业生涯不会离开所在县或城市，许多人
甚至不会离开自己的工作单位或系统。因此，他们更可能融入地方性
社会网络，强化“流动的官”与“固守的吏”群体之间、行政区域层级之间
边界和距离。晋升锦标赛等激励机制只是针对“流动的官”，对于打破
这一封闭性结构的意义微乎其微。这与古代中国的治理有着难以隔断
的一致性。即国家的实际运行恰恰体现了在郡县制架构的名下行封建
制之实。另一方面，因为官制内部的流动和官吏之间、跨层级之间的巨
大沟壑，使得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地方利益集团束缚和地域性
利益连带，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重启改革，不时地打破地方性利益
格局，维系中央政府的一统权威。一方面是难以突破的地域限制，一方
面是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统一的国家权力。两者的组合使得进入层级
流动的精英群体，处于国家权力和地方利益的双重约束之下。
但是，当我们突破经济学和社会学所设定的外在激励边界，中国地
方和基层社会的精英群体是否还具有一种政党这一政治组织所孕育出
来的使命政治呢？这一使命政治能否转化为精英群体的内在追求呢？
我们知道， ２０ 世纪是政党的世纪（ 犎犪 犵 狌犲 ， ２００１ ： １６７ ），这一趋势在
２１ 世纪依旧在延续着。由于政体形式和政党制度的差异，政党获取权
力和巩固权力的方式也就存在着差异。因此，在不同国家，政党执政体
系的构成要素也是不同的。但是，透过其差异性，我们发现有一个穿插
于不同执政体系的通约性要素是存在的，这就是任何执政体系都要依
靠精英群体的积极行动才能得以维持。相对于科层精英、经济精英以
及其他与政府权力保持一定距离的精英来说，支撑政党获取权力和巩
固权力的精英群体在一个国家之中并不是特别庞大，其数量取决于国
家规模的大小。法国估计为三千人，美国接近于一万人（杜甘， ２０１０ ：
２４８ ）。作为政治领域中关键行动者的精英群体，实际上是政治运作过
程中最鲜活的力量。基于这一理论思考，本文集中探讨共产党执政体
系的干部制度基础。正是因为干部精英群体的支撑，共产党才拥有了
创造崭新历史的主体、行动和力量。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在改革开放
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精英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精英有何不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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