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16年第1期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部流动及以及干部流动的限度与边界。由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官吏分
途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人事制度中的结构性问题联结起来，正是沿着
这样的思路，我们提出了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的分析框架。所谓群
体三分，是指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中由官僚群体（ 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犮 犵 狉狅狌 狆 ）、派
生群体（ 犱犲狉犻狏犲犱 犵 狉狅狌 狆 ）、雇佣群体（ 犲犿 狆 犾狅 狔 犲犱犵 狉狅狌 狆 ）三者有机组合而得
以维系的群体结构。官僚群体就是今天所说得公务员群体，是拥有公
务员编制的群体。派生群体更多地是指拥有事业编制的群体。这一群
体存在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但他们与国家权力关联程度远
远高于与社会的关联程度。之所以称之为派生群体，就是因为他们从
事的管理职能是从国家政权派生出来的，受制于“小政府、大社会”原则
的约束，有一些职能从官僚群体中派生出来，转移到了基层政权的代理
性机构之中。派生群体未来的出路就是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他们在
政治地位上类似于古代中国居于官吏之间的幕僚群体和师爷群体，只
不过古代中国的幕僚群体或师爷群体是私人性的，不是国家性的，相反
当代中国的派生群体是国家性的、公共性的，而且他们承担着与幕僚群
体及师爷群体完全不同的职能，所以只能说在地位上有点相似。而雇
佣群体则是完全依靠市场化机制构建起来的辅助群体，他们居于国家
与社会的交汇点上，承载着行政机构分配下来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
说，雇佣群体更接近于古代的吏。
实际上，笼统地说，古代中国地方治理是在官吏分途的结构分化中
展开，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吏所对应的具体群体，在不同朝代则有很
大差别。官吏分途在其具体的展开和运作过程中是极为复杂的。科举
制和官僚制支撑着国家治理的上层结构，由不同角色组合而成的吏制
则支撑着国家治理的下层结构。尤其是吏制的技术取向和能力取向，
是缺乏实践能力之官僚群体所赖以仰仗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的地方
和基层治理，与古代中国相比显然更加复杂。于是，官吏分途中的一分
为二就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群体的“一分为三”。一分为三就是指地方
治理者表现为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分化与组合。正如古
代中国官吏分途的界限并不是绝对刚性的一样，在当代中国，这三种群
体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刚性的。派生群体成员向官僚群体成员的转
化、雇佣群体成员向派生群体成员的转化通道是存在的。只不过转化
通道有宽窄之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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