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6年第1期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与官的支配性权力相抗衡，获得自己利益的实现和保障。胥吏职位的
世袭可以看作是胥吏强大的谈判砝码的结果。宫崎市定（ １９９３ ）的文章
中也 提 及，胥 吏 曾 经 以 “罢 工”相 威 胁 捍 卫 自 己 的 利 益 诉 求，并 获 得
成功。
总而言之，政府外包使得胥吏成为政府事务的市场经纪人，而政府
事务的垄断性和对暴力的垄断赋予了承包人职位以较高的市场价值。
正是胥吏职位所内含的市场价值导致一系列看似反常的现象：政府应
该出钱召募的“贱役”变成需要花重金购买的职位，胥吏为州县官垫支
公费支出，胥吏职位世袭化，等等。当然，政府事物外包的代价也是巨
大的，导致政府事务性质的“异化”和社会矛盾激化，胥吏成为中国历史
上最受人诟病的一个职业群体。
由于本文和周雪光（ ２０１６ ）文章的理论视角不同，对于“官吏分途”
现象的解读也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周雪光认为，官吏分途使得中央一
统体制得以被地方性知识和多样化实际所缓冲和调适。流动的官更代
表帝国一统性，而胥吏基于地方性知识灵活变通，这是帝国得以在如此
庞大的规模上进行治理的重要基础。然而，从本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
出，吏作为政府外包者成为政府事务的市场经纪人，既不代表地方利
益，也不代表国家（虽然名义上如此），他们是一个只代表自己的利益群
体。如同房地产经纪人，他们不管在法律意义上应该代表谁，在实际意
义上既不代表卖家，也不代表买家，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士绅代表地
方性社会和网络，但吏不是，吏是在政府与地方性网络之间的独立“夹
层”。就地方利益的代表而言，吏甚至不如当今处于正式官僚体制之外
的村干部，因为大多数村干部长期居住在其所管辖的村庄，与村民有着
千丝万缕的感情或利益的联系，在官民冲突中有可能站在村民一边。
通过职位的固定化、专业化和世袭化，胥吏与乡村之间不存在这种联
系。他们的地方性知识（尤其是关于村民田赋徭役等重要信息）其实是
像传家宝一样被刻意隐藏，作为与州县官讨价还价的工具，轻易不会
与州县官分享。因此，帝国治理当中所体现的地方多样性和灵活性，
更多地应该是各级地方官基于本地情况对中央政策的策略应对和灵
活变化。地方官员了 解 地 方 情况 肯 定有 胥吏 的贡 献，但是最 终的策
略选择是由“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尤其是 州县 官）做出，或者 在官与
吏之间周旋和策略互动中形成。官如何治吏成为无数官箴笔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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