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社会》2016年第1期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应）。现在，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个发包方不仅关注价格、质量，还关心承
包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如是否保护环境和保障劳工的
合法权益（禁止使用童工和虐待工人，保证工人如期休假）。 ６ 然而，企
业为了减低成本、增加利润，可能会不惜污染环境，暗地里雇佣童工，强
迫工人加班加点和高强度工作，等等。显然，发包关系所导致的承包企
业成本最小化激励与发包方的多目标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意味着发
包方会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供货要求”的一部分写进合同，以约束承
包企业。这样，购买方不仅控制产出结果（价格和质量），还控制局部的
生产过程。发包方的多目标直接导致了对发包关系的控制和监管的加
强。可以想见，发包方的目标越多元化，写入合同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就
越多，甚至需要对承包企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以确保合同约定
被严格执行。这样，发包关系就越来越偏离当初纯粹的形态，其中“行
政性”的成分不断增多， ７ “行政发包制”的色彩日益浓厚。此时，鉴别
发包制存在的核心标志是企业 犅 是否仍然作为独立的企业存在，自己
控制资产和雇佣员工。如果最后发包方把 犅 企业收购了，变成自己控
制的企业，这就是彻底向雇佣制（官僚制）的转型。因此，发包制当中的
行政性设置是发包制与多目标性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
上面的例子说明，在委托人多目标背景下引入发包关系，使承包人
有更大的空间追求其狭隘的私人利益，其行为更加难以管束，更加可能
偏离委托人的多目标原则。这是企业的情况。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发
包人是政府，发包制引入到多目标和垄断暴力的政府比引入到自由竞
争的企业会带来更广泛、更严重、更复杂的扭曲效应。政府不仅“天然”
有多重治理目标，还垄断暴力机器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发包意味
着暴力和公共事务的垄断权也随之分包给承包人（如下级政府）。垄断
暴力赋予了承包人滥用权力、施加“合法”伤害的巨大空间，而公共事务
的垄断权意味着平民百姓被迫跟政府打交道（如交税、服徭役、诉讼），

６．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和“社会公民”义务作为公司的重要目标。国内的
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提出“绿色贷款”的概念和相应的政策。苹果公司曾经专门针对其代工企
业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是否存在侵犯劳工权益的做法展开调查。
７． 有研究表明，当企业面临多目标的要求并对多个委托人（如股东、社区、绿色组织等）负责
时，其内部激励合同的激励强度会弱化，本来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就变得更加“政治
化”了（ 犇犻狓犻狋 ， １９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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