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16年第1期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张静， ２００７ ；张永宏、李静君， ２０１２ ；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１１ ；周飞舟， ２００７ ）。
虽然这些“吏”职干部正式权力不大，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作
用不容小觑。仍以笔者在北方一个乡镇的田野观察为例，每当村庄发
生纠纷时，外来干部（镇领导）必须依靠当地干部处理解决，因为后者的
地方性知识和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地缓和或摆平问题。在村庄选举最为
紧张的时期，存在纠纷冲突风险的村庄无一例外地由最为得力的当地
干部主持进行，外来干部或避而不见或只是在场陪衬。可以说，正是这
些基层官员塑造了国家权力的本色。如果没有这些“吏”职基层干部的
参与、共谋与变通，就不会有国家或上级政策的落实执行，中国国家的
一统体制也就无从依托（周雪光，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
（四）名与实：官吏分途与国家治理节奏
周雪光（ ２０１４ ）提出，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地方治理的正式与非正式
间既互为依赖又充满紧张，在不断调整中保持暂时的平衡。这一调整
的重要机制是中央政府在象征性权力和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调节：
在“以名代实”阶段，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明令或默许的方式将实质性权
力授予地方官员，以促成有效治理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种自上而下
“授权”的形式维护着前者的象征性权威。在“以实正名”阶段，中央政
府转而回收实质性权力，时常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地方政府的
“偏离”行为，以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表
现为实质性权力下放—上收的周期性波动，在“以名代实”和“以实正
名”之间转化。从这一角度来看，官僚体制不同层级间的权威分配随着
组织注意力、任意专断权的行使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入手来观察这一机制在微观层次上的实际
运行，我们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个结构性特点：身处官僚体制内部的官员
对于自上而下的动员最为敏感，因为他们的录用、任命、流动、晋升都受
制于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考核奖惩。与此相对的是，胥吏与来自中央
政府的指令则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帝国官僚体制并没有将下层胥吏纳
入正式的管理体制之中，而是由各地长官自行统辖；他们处于官僚体制
结构之“边缘的边缘”，其行为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并不是说，胥吏不
受制于官员的指令调动，但官与吏在体制上的隔膜和游离意味着官僚
体制与各地政策实际执行过程的关联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和有条件
的。一方面，胥吏们听从和执行官员的调度和差遣；但另一方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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