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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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意义。在熟谙当地情况的地方干部缺失的情况下，
很难想象外来干部可以波澜不惊地解决当地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胥吏未被纳入官僚体制的正式编制之中，他们可以在执行政策的
过程中用各种“变通”策略，并因此承担恶名，而正式官僚体制恰可摆脱
直接参与的干系，缓和地方性冲突对国家正式制度的直接冲击。另外
一个重要意义是，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流动和官吏之间、跨层级之间的
巨大沟壑，使得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地方利益集团的束缚
和地域性利益连带，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重启改革，不时地打破地
方性利益格局，维系中央政府的一统权威。
本文重新审视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特别关注了这一历史遗产
及其当代形态的现实意义。胥吏的问题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时期并未
成为一个突出的治理困难，这是因为在帝国体制中县治以下除税收、治
安等领域外与国家并无太大关系，乡村社会主要是以乡绅、家族作为基
层组织力量，换言之，社会生活中胥吏所涉及和卷入的空间有限。这一
情形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有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
伸和强化，基层干部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官吏关系体现在以地域为基
础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自下而上的连续谱系犬牙交错、层层交融，为
国家治理带来了鲜明特点。但随着当代社会的多元发展，通讯技术和
社会媒介的广泛应用，国家与其所辖各地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个紧密
关联的整体。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传统的地方性行政边界难以维
持，地方的灵活性空间大大压缩；其二，区域性做法经过非官方渠道如
社会媒介反馈，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不难看到，近年来各类
暴力执法或抗争事件引起的震荡，地方性问题常常被放大，成为中央集
权体制的沉重负荷。在官吏相对谱系中，官吏层层相接，与国家权力联
为一体，因此国家也无法撇清其因此而应担负的责任，必须对基层行为
做出迅速反应。如此庞大且鞭长莫及的古之胥吏、今之“基层干部”队
伍是国家治理的双刃剑。在社会多元发展的今天，这一制度性紧张和
压力推动着中国为寻找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方向而努力。
参考文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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