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和官僚体制的关系与官僚体制的内部关系有质的不同。胥吏与地方利
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结构性位置导致他们在官僚体制的运行
过程中产生离心倾向。
官与吏在日常事务中权威关系与隔膜状态的并存，使得意图与解
释、指令与执行间的松散关联成为官僚体制运行过程的组成部分。官
僚体制的动员与胥吏工作常规编织于一体：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左右
了官员的行为，但吏的稳定性又造成了动员与常规之间的游离。以上
分析表明，官吏分途的结构性安排的一个可能的意义是，胥吏阶层的地
方利益在国家与民众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域，他们在当地有自
己的利益群体，与当地乡绅精英建立同盟，把自己编织进了地方性文化
网络中（陈支平， １９８８ ；杜赞奇， ２００３ ）。如此，在一定条件下，胥吏可能
在官僚体制向基层社会延伸时扮演了减速消音的角色，从而使得不同
地方区域与中央集权之间保持了相对松散（ 犾狅狅狊犲犮狅狌 狆 犾犻狀 犵 ）的关系，提
高了官僚体制在地方的适应能力。
新中国时期，国家官僚体制的组织化程度远远超越了历史上官吏
分途的二元结构，这也为名实间的转化带来了新的特点。不同区域虽
然各自为政，但都由官僚体制的等级结构自上而下地统领成为整体，在
高度动员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区域间竞争和同步高速运转的情形，整个
国家的不同领域和区域随之卷入自上而下的周期性震荡中（冯仕政，
２０１１ ；周飞舟， ２００９ ；周雪光， ２０１２犫 ）。但层级分流模式对这一动员体制
产生了重要影响：层级分流造就了地域层级内部高密度的社会关系和
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由此影响了信息分布和加工的特点，强化了层层庇
护的利益连带结构，使得实际控制权的重心下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特别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运动中，地方官员的各种应对举
措———发而不动，发而超动，发而乱动———对自上而下的统辖能力产生
了极大的约束，使得一统体制与地方治理在大多数时段中保持了相当
程度上的松散关联。官吏相对谱系中“官”与“吏”之间的倾斜摇摆程度
取决于具体情境中各方的压力和利益。
概而言之，从官吏相通到官吏殊途，再到层级分流，中国官僚人事
制度的历史演变体现了权威体制和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微妙平衡，即
一方面通过皇权统辖地方官员来维系一统体制，另一方面通过逐级分
权来缓和委托—代 理 的 困 难 和 压力。 １９４９ 年之 后，这 一平衡体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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