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官僚层级，由此导致了本文观察到的地域基础上的层级分流模式。具
体说来，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某一层次（如乡镇和县内各机构）主要官员
的流动、晋升由上一级（或隔级）领导部门（如县委）考核决定。因此，这
些官员的空间流动范围也只能限制在上一级领导部门管辖的区域空
间。中国官僚体制中各层级的部门（如卫生局、教育局、环保局）官员的
人事管理权隶属于属地政府。因此，大多数部门官员只能在某一特定
行政区域中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只有特别强势的条线机构（如国税
局、纪委、银行）或个别官员得到更高层级领导的青睐才有机会得以跨
地区流动。换言之，层级流动模式正是当代中国官僚体制地缘性结构
的产物。试想一下，若实行跨地区、跨层级的人事流动，就需要相应的
跨地区、跨层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相应的信息流动、考核和权威关系，
这无疑与现有的官僚体制基本结构相悖。因此，超越层级分流模式的
，
官员流动只是偶然的、局部的。所谓“分权的权威主义”（ 犔犪狀犱狉 狔２００８ ）
实在是国家规模约束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历史上亦然，只是形式和
标签不同而已。
（三）正式与非正式：官吏分途与国家治理机制
在讨论帝国治理逻辑时，笔者特别强调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并存互动的重要性（周雪光， ２０１４ ）。帝国治理的突出困难是中央一统
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即前者的“一刀切”特性与各地具体
场景不符而产生的紧张、冲突以至动荡。帝国治理需要解决中央集权
与地方性适应之间的矛盾，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并存互动的关系在很
大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紧张：前者确保“政令自中央出”，一呼百应，维护
了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权威，而后者为地方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空间。
从官吏分途制度着眼，本文的一个命题是：帝国治理中正式与非正
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官吏关系制度安排和两者的互动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建立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网
络、共享价值、利益群体之上。官吏分途所导致的胥吏固守一地的模式
恰恰为此提供了稳定基础。一方面，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在教
育、社会地位、职业化上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可以说是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的各自体现。另一方面，这两个群体在官僚体制等级结构中
上下衔接，密切互动，互为依赖，一如鲁一同（ １８８２ ）在《胥吏论》中所言，
“吏非能害人也，必假官以害人。官尊则吏横，官卑则吏弱”。同时，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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