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社会》2016年第1期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道：“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并呼吁：“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
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顾炎武， １９５９ ： １２ ）。本文的讨论表明，在中国
历史上，国家治理实质上恰恰体现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制度
安排，即各地流动的官员虽然手执大权，但这一权力在实施中通过胥吏
的实际运行过程而与地方性知识融为一体，表现为国家权力在各地的
灵活性和差异性。这些地方性差异由于官吏分途，特别是官员流动、胥
吏固守而长期制度化、稳定化。也就是说，国家的实际运行恰恰体现了
于郡县制架构下行封建制之实。这一郡县制正式制度与封建制非正式
制度相结合，在维系帝国一统性的同时带给了各地松散联结的灵活性，
成就了中华帝国上千年的绵延历史。当代社会中的层级分流模式在很
大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这种地域基础上的行政区域割据之势。 １９４９
年之后，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今天的国家治理在很
大程度上恰恰面对着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地方性
格局。悲乎？幸乎？
笔者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区分了国家权力（皇权）与官僚权
力，并讨论了它们各自的合法性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国家
治理中的意义（周雪光， ２０１３ ）。本文进一步区分和讨论了官与吏两大
阶层以及相应的官僚体制与基层社会结合部（吏）的结构在国家治理中
的意义。这两篇文章互为关联，辨识和区分了国家权力、流动的官员、
固守的属地官员（吏）三大类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韦伯的理论
视角观之，皇权建立在卡里斯马权威与传统权威之上，官僚体制的合法
性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授权之上。本文的讨论意味着，官吏分途导致了
这两个群体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结构性特点和相应的行为特征。
就本文关注的属地官员而言，其合法性建立在官僚体制合法性与地方
性权力［即杜赞奇（ ２００３ ）意义上的文化网络的权力］稳定的结合之上。
将皇权、流官与守吏三者放在一起来看，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的制度安
排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微妙但重要的演变动力。官与吏的矛盾是中央与
地方矛盾的一个侧影，同时官吏分途这一制度为地方有效治理提供了
基本条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官吏两重性有着重要意义。在基层
治理中，具有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网络权力的“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色：他们用各种变通或共谋手段疏通民怨、化解冲突、完成任务、隐瞒问
题（孙立平、郭于华， ２０００ ；王汉生等， １９９７ ；周雪光， ２００９ ），从而维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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