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的差异啊，产生了一些误会。
也就是说，在 犑 看来，基金会的文化仍然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他认为如果要真正做好基层的扶贫工作，必须还要按照“东方文
化”的办法来做。为了替自己辩解， 犑 甚至将这一“临时党支部”解读成
为一种基地改造地方干部的“学校”：在基地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年
轻人，可以将他们在基金会中学到的文化和理念散播出去，以便影响更
多的人。然而，他对于这些年轻人“进步”的解释，却依然将其置于地方
政府行事逻辑和标准之中：
党支部推荐有两位员工就在 犎 基地工作期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有几位员工，是全县的先进模范。还有一位员工是
被推荐选为上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这委员一当就是五
年。州一级，也就是市一级的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对于“改变人”这一理念，该基地主任显然已经有了自己
的解读，并且将其置换为以基金会的本意来加以操作化。而在其他基
地的主任们看来，这一冲突的意义十分明显：要想干好基地主任这个工
作，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顶住“上面的”压力。所以，在此不
仅出现了前述理念无法扩展的问题，甚至在组织层面上还出现了“被改
变”的趋势。出于组织发展的目的的考虑，这一趋势似乎还很难逆转。

三、扶贫的改造性困境与“生产社会”

以上几个结构性的层面的抵牾与过程性的张力，或在具体的、日常
生活中的种种小事件与小矛盾中不断被引发为公开的冲突，或者是作
为某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矛盾沉默的背景而存在。基金会的行动目标是
要改变人的素质，建设地方社会的道德团结。如前所述，这一目标在其
组织内部通过制度和规则所体现出来的实际标准，是要以 犘 为楷模，
培养类似的现代人。这种人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具有能够适应市场
的理性化观念，又具有群体意义上的道德团结观念。
然而基金会在乡村中所遭遇到的，却是完全卷入地方文化、历史与
政治的具体的社会人（ 犺狅犿狅狊狅犮犻犪犾 ）（韦伯， ２００４ ： １８１ ）。他们基于理念
信仰而行动，在试图改造现实的时候，遭遇到了具体、复杂而又坚硬的
现实。他们要改造的人，可以完全在口头上承诺自己的改造，却依然按
照既有的文化与行为模式来行事甚至是诠释他们的改造，他们希望能

· １ ７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