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1 - 《社会》2016年第1期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

策略恰好弥补了政府项目制本身的“一事一议”、“专项专款”的缺陷。
因为前者要求基地尽可能介入各类项目的“缝隙”之中，寻找政府因缺
少“四两”而无法收到“千斤”之效的项目，由基金会出面弥补这一所缺
“四两”的缝隙，从而起到“拨千斤”的效果，获得公益事业的最大化收
益。这一做法的基本逻辑与中央政府对于项目的期待完全一致。正如
折晓叶、陈婴婴所说，对于基层力量和地方财力的动员，乃是国家层面
的项目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对于地方“配套资金”的要求）。在这里，
“ 国家部门的意图十分明确：国家的支持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是一种杠杆作用”（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１１ ）。周雪光（ ２００５ ）也将此类项
目制描述为“自上而下的钓鱼工程”。与此相对照，我们在此也可以将
基金会的策略视为一种“自外而内的钓鱼工程”。基金会与国家这二者
之间以地方政府为中介的关系值得分析。政府的项目制行为有助于建
设“一整套由上而下的动员型财政体系”（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１１ ： １４７ ），
并由此而发展出具有宏大企图的地方性“社会工程”。 犚 基金会的目标
显然是要以“见缝插针”的行动策略加入到这一类的社会工程中，并以
这一类社会工程的最后成就作为自己的成就。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
里：许多研究已经指出，此类社会工程在总体上的后果颇为令人产生疑
虑。正如折晓叶、陈婴婴所指出的，尽管项目制的初衷是要将诸多的资
源集中在地方所需的方向和领域，然而，“项目的初衷有可能在这样的
动员过程中被加以改变，最终成为资本运作的平台，最大的受益者可能
不是项目对象而是商业资本”（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１１ ： １４７ ）。
如前所述，基金会的基本行动原则之一是针对政府项目的依附性
运作。作为社会性的组织，基金会要求其在行动中主动与国家的项目
制运行方式迎合与勾连起来。折晓叶、渠敬东、周飞舟（周飞舟， ２０１２ ）
等人所讨论的项目制这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技术性治理方式，已经成
为了社会性组织行为的动力性因素，并因此而产生对于社会组织及其
行动的结构性塑型的后果。作为这一趋势的背景，是当今贫困地区村
庄人口流动率高，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打工，基层村庄几乎已
经空巢化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留守的老年人无论在学习能力、知识
结构还是在体力和精力方面，都几乎完全无法适应扶贫工作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若要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要选择“带头人”和示范户，
甚至要推进一种村民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唯一可行的选择似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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