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16年第1期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

品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影响到基金会的公益性质与组织理念。最终，
在某部门主任的强烈建议下， ４ 个基地相继关停并转，而上马较早的 ３
个基地则在观望态度下继续保留，以待发展。
不过，这一过程并非仅涉及基金会一个参与者。由于许多地方政
府对于基金会的这一设想非常重视，在示范园项目设立之初，相关的县
政府全部都拨出相应地块，投入巨资实施“三通一平”予以支持。与基
金会的工作进程比较起来，政府的工作普遍完成得相当迅速。然而，随
着基金会内部上述矛盾冲突的升级，示范园的建设进度逐渐放缓，迟迟
无法提出未来运营的思路。留存观望的三个示范园，一直到 ２０１４ 年，
仍处于抛荒状态。在地方政府看来，原本是基金会项目要通过整合政
府资源来达到双方联动，最终却导致政府资源的严重浪费。关于这一
事件，一位基地主任总结说：“本来是我们要教育政府讲诚信，现在政府
做到诚信了，我们却不诚信了！”
既有研究指出，由于社会公益组织在中国农村社区的“中介人”角
色来自于“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所以会造成国际公益组织基本发展理
念的“内卷化”（郭占峰， ２０１２ ： ５３ ）。有趣的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也
正是基金会所直接认识到并且面对的尴尬问题。他们一方面坚决要求
与政府合作，要求扎根到地方社会之中，而另一方面又坚决要求自己不
受到来自于基层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影响。该组织最大的责任和最首要
的工作目标，恰恰是要用其理念来改造地方社会与文化，亦即我们称之
为“基于依附性运作的培育化”。然而这一组织目标却不断地陷入到了
特别复杂甚至琐碎的事务之中。出于组织理念的原因，许多工作不得
不停止。尽管对组织内部来说，许多项目的停止本身可能就具有其特
定的教育意义，然而这同时也使得组织理念很难向外扩展。
这一公益组织的实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总结如下：通过增
加公共活动与公共品的提供（如道路、水利工程、公共场所建设等），同
时通过对于后期维护的组织性要求（如帮助村民成立自组织以维护这
些公共品），以求增加公共空间，促进村民的公共参与，实现基层社会的
公共治理与整合程度的提高。这一切实务工作都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的
指导原则，即在精神层面上的改造工作。在贫困地区，外生性资源是否
可能、如何可能转化为贫困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问题在基金会的
工作理念中被转化为了“提高人的素质”的行动理念。而这一理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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